國民黨以昔日殖民時期的總督府為總統府,早為論者所詬病。但除了這個去殖民相關的質疑之外,更重要的是目前的總統府位於舊城中心,它的存在,確立了所有政府機關盤踞在舊城的正當性。總統府與各政府部門的不動如山,遂將整個舊城的歷史與文化牢牢的壓抑在軍事管制與官衙文化中,無法呼吸,更談不上重生。換言之,我們關心的不只是博愛特區空間解嚴的層次,更值得探討的是,如何能以更前瞻的視野讓整個台北市的「舊城區」活化,使之成為城市文化發展與觀光推動的核心。

台灣在都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上的思考,與先進國家幾乎是背道而馳。後者多半把重點放在如何藉由文化的力量,讓舊城在原則上維持舊貌的前提下,獲得再造,並帶動整個城市以文化為先導力量的再生。都市再造的典範從巴爾的摩到曼徹斯特,都是循著上述「文化前導、以舊造新」的原則完成。即使如蒙特婁舊城區小得稱不上「城區」,都可以藉舊城區把觀光做得有模有樣,英、法、義大利那些舊城區完整的城市,就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台灣所謂的都市更新,則往往把重點放在硬體的除舊布新,而將舊房子一律視為須去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於是,其中不少具有各式歷史意義的建築,也隨其他舊屋同歸塵土。至於都市更新過程中文化的角色則可謂絕無僅有。結果,都市愈更新愈喪失文化特色與歷史厚度,也就愈無文化氛圍與觀光價值。試問陸客到了台北到底能觀什麼光?換言之,面對愈來愈現代化的各個中國城市,台北能提供何種不同的魅力?這點如果說不出所以然,就更不必奢言立足在全球的文化觀光地圖上。

台北市的舊城區因為種種歷史因緣,開發較慢,但也因此幸運的保存了部分的歷史性建築。不但日本時代的民造建築(台人造,如迪化街)與公共建築(日人造,如各宿舍區)仍隨處可見,清代街屋也偶能見之。這樣的資產比起許多大陸的大城市亦不遑多讓,但我們或未善加保存,而日漸傾頹,或仍不當的使用,使其禁錮於官衙文化之中。再加上東方主義的自我檢查與開發主義的盲目冒進,而致無法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遂讓台灣的觀光資產持續流失。

但若總統府能夠搬遷,則博愛特區可經由都市計劃手段劃為文化觀光特區,並結合萬華與大稻埕兩地的文化資產,成為台北市極具特色的「舊城區」,必能讓該區居民能獲得最大利益,又能讓全民獲得(有形與無形的)永續福祉,且國民黨也能藉此與威權歷史脫鉤,豈不是漂亮的三贏之計?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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