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時論廣場〈高錕實踐了務實教育哲學〉文中,段樵教授提出「香港式大學教育務實論」,對此,我覺得至少有兩點非常值得商榷。

第一、段教授有意隱藏「政治暗示」,所造成的論證矛盾。邏輯很簡單:如果人才的培養對一個國家的永續發展非常關鍵,香港不是美國,香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只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只要中國經濟能夠成長,香港只要配合中國的發展策略進行分工,來「務實」發展教育,以「厚植國力」,就算成功。

但是台灣是香港嗎?這樣的提問其實不僅是政治經濟的,更是攸關社會文化的。就算中國逐漸崛起,成為亞洲的領銜者,但是中國同時也化身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平台,需要刺激再往前進。難道台灣不能以主體身分去「逐鹿中原」,而只能被動配合,成為只能接受訓令的客體嗎?

這是國內與國際多層次結構下應該扮演的「角色」問題,「中原」是大家的,不是某個「以國家之名」的統治階級的。

其次,香港大學在全球中的排名與香港大學畢業生是否真能順利就業,段教授的文章只有正面語意上的暗示,傳達出「好大學教出好學生」的意念,其實兩者之間到底有多少關聯性,需要釐清。與其全面褒獎教育制度所提升出的基本功,還至少需要思考另外兩個層次,那就是:大英帝國殖民結構下所孕育的社會價值觀,以及連帶脫穎而出的高等教育極致市場化。

以我個人的經驗,香港學生的社會使命感與追求知識的態度不能成正比。大英帝國在香港的統治,一直到彭定康總督之前,除了培養一批技術官僚以協助統治;在社會流動的職場上,政治絕對不是一個選項、一個志業。香港人的功利主義很機械性,不是追求開發人格與繁複社會責任的快樂感,而是極端追求極大化物質欲望。

簡單來講,讀書的目的不是要「我們」更好,是要我「自己」能賺到錢、找到工;這不僅是目的,而是已經形成的社會價值前提。香港社會普遍以為,所謂的人生最後的成功就在於能否住在半山上的豪宅,而這卻是生存在殖民社會結構下的人們,所僅存的自我實踐可能。這樣思考不知道段教授做為教育者,是否覺得無力與心痛。

至於高等教育市場化,則在於全球大學排名要靠多少金錢往下砸(台灣政府也在這樣做),從國外高薪延聘世界級教授以增加學校的同儕知名度,吸引慕名的國際學生,以及怎麼樣多發表一些SSCI論文等等方向來思考。換句話說,大學排名與教學品質沒有太大關係,我想段教授這方面的理解絕對比我更深入。

(作者曾任教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現為清雲科技大學歐亞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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