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世關注中國六十周年國慶閱兵,討論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之際,中國媒體卻以專欄揭露方式,報導在閱兵預備役方隊中,幾位年輕「村官」的故事,並彰顯這幾年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中國農村建設的成果。

在中國,「村官」並不是真正的官,通常是指在村民或居民自治組織推選出來的管理者。根據中國民政部二○○九年第二季度最新統計顯示,全中國有六十萬個村委會和八.四萬個居民自治委員會。絕大多數村委會和居委會主任都沒有公務員身分,當他們換屆或任期滿後,就跟農民或普通老百姓沒有差別。

農村基層黨組織一直是中共在農村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然而,受限於財政壓力與體制,從縣以下包括鄉村幹部,都必須自己籌錢。在無法獲得政府奧援下,要自己過更好,村官就得從農民身上刮,光刮農民還不夠,還要掠奪他們的土地。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把土地沒收,不租給你,然後轉賣給商人獲利。根據重慶市政法委有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村官的腐敗問題引發群眾信訪,佔中國民眾信訪總數的百分之七十,惡人治村的故事層出不窮。

著名的維權人士,也是《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就嚴厲的批判中國的村官對地方行政與民主化的衝擊,甚至是導致近年中國農民維權運動的導火線。

為了解決中國農村貪腐與無能,以及徹底解決農村幹部人才弱化的問題。因此,在「服務新農村建設規劃」裡,除了支薪來積極鼓勵高校畢業生投入農村工作外,更積極從制度面,來給基層幹部一個向上發展的管道,一個安心工作的環境,希望把農村的「根」|地方菁英給留下。

到農村當村官,對一胎化社會,能進入高校就讀的天之驕子而言,似乎是一件荒唐的事。但是,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與大學生就業困難環境下,有八○一九名大學生報名競爭蘇州市二二○名村官,場面絲毫不亞於公務員報名。在國際金融風暴下,蘇州村黨總支書記年薪十五萬,其他村官平均工資為八、九萬,村會計的年收入也在十萬以上,即使被視為艱苦鍛練崗位的村官,蘇北地區村官的年薪也還有五、六萬元。

不像政府機關裡,充斥地所謂「三門幹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再進機關門),村官除了須具備理論背景與文化素質外,更希望能夠培養出台上能演講,台下能談心;能出國招商引資,也善走街、串戶、排解民怨、爭取民心的能力。相較於傳統農村無能、貪腐的村官體制,這批新村官無疑為中國農村政治投下一顆震撼彈。

從越來越多的省分或地方徵選村官、越來越熱絡的中國村官論壇,年輕的村官正在以一股熱情、理想與具體的行動在改變傳統的農村政治。不管是農業技術、公共衛生、肥料、土地、稅負等中央政策宣導時,或者只是簡單的串門子、排解糾紛、建立與地方的人際關係。這一批新村官正逐漸在由下到上,透過地方選舉,緩慢地在推動中國地方的民主化,甚至,極有可能繼共青團之外,成為引領中國的明日之星。

當中國政府透過制度化手段,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畫地招募、培育地方年輕村官時,台灣政府又做了些什麼?

在八八水災後,看到年輕人的熱情與行動力,紛紛投入災區救援的工作外,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與地方菁英,根本沒有能力應付突發事件,也無法承擔隨後的災後重建任務。災後重建工作再度凸顯地方社會資本匱乏與自治能力的不足。在資源長期被地方派系把持下,在外的年輕菁英不願意回鄉,即使回鄉服務,也苦無機會出頭的惡性循環下,讓鄉村治理幾乎淪為政黨政治下的犧牲者。

在新直轄市成立後,鄉鎮地方政府將漸轉型為官派地方首長政府。地方派系掌握政治資源的力道勢必將逐漸降低。我熱切期待台灣政府也能夠透過制度化,增強機關公務員的基層實踐經驗,為農村和基層有計畫地招募、培育更多屬於台灣的「新村官」,而非「三門幹部」或只會考高考的官員,返鄉為民眾服務。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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