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不論已經做了多少事,或者還可以做多少事,他能對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貢獻就是:讓美國這個在二十世紀製造許多戰爭與內戰的帝國主義國家,以及在二十一世紀前八年和小布希指控的邪惡軸心一樣惡名昭彰的國家,轉變其角色,成為世界和平的重要推動者。

這當然很不容易。

不過,歐巴馬的政治光環原本就是建立在他可以化解基本衝突的特質上。做為第一個非裔美籍總統,他對美國國內最根深蒂固的種族政治當然意義重大。

而他與伊斯蘭教的特殊連結(他生父來自肯亞一個數代穆斯林家庭,他小時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尼生活過幾年),更使得他在後九一一文化衝突的國際局勢中,具有得天獨厚角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最重要的也是無可迴避的歷史挑戰。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就說:「歐巴馬對國際合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開羅向回教世界伸出手,然後去重新啟動中東談判,然後透過國際組織和世界其他國家合作。」

的確,他在開羅的演講,打動了許多人,因為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說過:「作為一個研讀歷史的人,我還知道伊斯蘭教對文明的重大貢獻。正是伊斯蘭教讓學術之光照亮了一個又一個世紀,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鋪平了道路。縱觀歷史,伊斯蘭教以言詞和行動揭示了宗教容忍與種族平等的可能。」

他說,「身為美國總統,我的職責之一是隨時駁斥對伊斯蘭教的消極成見。」

偉哉此言。

而歐巴馬是有強烈自覺要和小布希走出不一樣的道路的。他深知過往的單邊主義所造成世界的反感。上週,他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說:「在我就任總統時,全世界有很多人用懷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美國,認為美國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採取單邊行動,不考慮他人的利益。這滋長了一種幾乎是反射性的反美主義,而這種情緒又往往成為我們不採取集體行動的藉口。」

具體來說,他也反對過去幾年主導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政策,一種要強制自己價值於他國的單邊主義政策:「民主不可能從外部強加給任何國家。每個社會必須尋求自身的道路,而沒有一條路會盡善盡美……我承認,美國在推動民主時曾過於經常地帶有選擇性。但這並不減少我們的承諾,而是使之更加堅定。」

不過,縱使歐巴馬有得天獨厚跨越文化的個人條件,縱使他能深刻反省過去布希時代的錯誤,但是他能否真正打破美國過往在理想主義的外交修辭和自利偽善的背後之間的矛盾,恐怕這個過早的獎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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