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館裡我和老客人提起九十年代,朋友見面互相探詢討論最近看了什麼書籍、電影,什麼音樂值得買,像是在聊昨天的事一樣。但是這些出沒的場域地標逐漸消失,不留半點痕跡,旁邊的年青人以為我們是在聊一個非常遙遠的年代……。

咖啡館附近有所高中,學生不用穿制服只需上半天課。中午及傍晚時刻,站在門外,可以看到一群又一群放學經過的高中生,五彩炫麗的頭髮、潮T、亮面短外套、低腰牛仔褲、長筒靴或彩色布鞋,個個精心打扮。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開始進入高中、大學了。慘綠蒼白的髮禁少年終結於十幾年前,時尚繽紛美麗的少年,實現了他們父執輩當年翻閱日本西洋雜誌時不能實現的夢想。

台灣個性咖啡館,只賣飲料及點心,不提供餐點,繼八十年代小酒館之後,成為九十年代的特色。最早出現在東海大學附近,裝潢獨特、木質地板,需要換上拖鞋才能入店消費,玫瑰園、柏拉圖、十五巷等店為其代表;生活風格、建築設計當年是誠品書店主力書種,提升了大眾對空間、品味的要求。風行美國西岸的義大利咖啡館這時也在台北街頭出現,成為大學生和一部份八十年代歸國學人喜歡聚集的地方。

那個年代也是茶藝館興盛的時期,包廂內開會呼口號的學運份子,享受生活品味看雜誌、報紙探訪異國美食熱愛清談時尚玩家,還有我念念不忘流利身手泡出一杯好茶的歷史系學生。

空前自信的年代

等待新世紀的來臨,世紀末每個事件發生,等於就是度過一道時間的關卡,中美著作權大限,倒數最後期限,收購時間到就不能販售的便宜書籍、有聲品,人們感傷悼念,以後再也買不到廉價的出版品了。過後,大學生流行起一股閱讀當代思潮的風氣,「憂鬱的熱帶」看完讀「戀人絮語」,在唐山書店買班雅明,桂冠書店買傅柯,時報廣場抬回一套「資本論」。不過這些書籍賣的並不好,出版社收回雄心壯志,清倉打折,貪便宜,折扣越低就買得越多,不久後更廉價簡體字書攤出現。在咖啡館裡我和老客人提起九十年代,朋友見面互相探詢討論最近看了什麼書籍、電影,什麼音樂值得買,像是在聊昨天的事一樣。但是這些出沒的場域地標逐漸消失,不留半點痕跡,旁邊的年青人以為我們是在聊一個非常遙遠的年代。

六四之後,除了經濟上的自豪,加上民主政治改革進行中,那是台灣人空前自信的年代,兩黨政治談到台灣優先,市井小民計程車司機人人說得出一番大道理,一言不合可以不做你生意請你下車,交通黑暗期,誰敢得罪計程車司機?電台Call in努力為在野黨爭取更多認同的聽眾,對了還有那個語不驚人死不休,把其他輕聲細語、溫柔感性電台主持人氣得牙癢癢的台北非常DJ。

除了眼前的自信,當時台灣人民也對未來的前途充滿信心,經濟上打造亞太金融、營運中心,科技產業產值快速成長即將超越傳統產業,大學理工科畢業輕易就可以找到月薪四到五萬,外加股票的工作。繼八十年代的田僑仔,九十年代的閃亮階層是科技新貴。比中興百貨更高檔的遠企百貨開幕,新的消費生活觀念逐漸形成。

政府的經濟遠景之外,趨勢專家也為文化產業指出光明的目標,全球華文出版中心,配合國際書展和超大坪數高雅書店的增加,而產生不斷擴大的出版集團,其它出版社也看到這些現象,努力出書,累積實力迎接華人文化資產中心的來到。一片看好的情勢下,世紀末的台北卻也流露著一股憂心忡忡不安。咖啡館有時也是奇特人物出沒的地方,抱著一袋政論雜誌外加早晚報的中年男子對政治變動抱持不以為然的態度,常常與人爭論他才瞭解政治人物的真面目,那個時候年輕人對老一輩的人還是很尊敬好奇,願意去接近聊天,他曾對我說:「日本文學自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開始就不值得一讀。」而我卻是從三島和川端康成開始往下讀日本文學的,他與一位還在義大利留學的男子互看不對眼。這位先生生活頗為前衛,十七年前便利商店還沒有飯糰和便當的時代,晚上我常可以看到他在裡面吃熱狗堡、包子、茶葉蛋當晚餐,眼睛還是不離報紙雜誌。有一次他告訴我時報周刊第一期的封面是他設計的,經過了解我才知道他是六十年代「劇場」雜誌的首席美編黃華成,導過台灣的首部實驗電影,發表等待果陀舞台劇。

咖啡館裡的青春群像

去年米基.洛克演了一部摔角手為故事背景的電影「力挽狂瀾」,片中,他和互有好感的脫衣舞孃在「槍與玫瑰」的歌曲播放中有段這般對話:「討厭,現在都沒有這種好歌了。」

「八十年代超屌,最棒的音樂。」

「我敢說,槍與玫瑰最經典。」

「還有威豹,克魯小丑。」

「然後娘娘腔科本出現毀了一切。」

「好像享樂就是壞事。」

「告訴妳,我厭惡九十年代的歌。」

「對,九十年代爛死了。」

還記得西門町廣場上掛著MTV台開台廣告,那句廣告詞後來成了周杰倫的口頭禪,旁邊西門淘兒唱片城補齊了各個年代的類型音樂,開始買CD的我們當然不會只買九十年代的音樂。快樂的旋律人人愛聽,但柯特.科本抑鬱、絕望沒有人生目標的音樂化成某種頻率循環傳遞影響至今。就像咖啡館裡坐著短髮,永遠在生氣一臉不耐煩讀著「蒙馬特遺書」的女孩們,每次一定會把我的工作情緒搞壞,不能拒絕,消費者永遠是對的;無法接受,因為我的悲傷是像銀河五百、湯姆.威茲淒美動人的音樂,跟「她們」是不同層次。異於別人是無與倫比的特色,異於常人更應享受自己美妙的地方。

周休二日改變了民眾的生活方式,國定假日取消,喜歡過西洋節慶、週末狂歡的人變多了。越接近千囍年,跨年活動逐漸成為全民運動,週末午後,昨晚一夜狂歡到極樂世界神遊嬉戲的大學生出現在咖啡館的角落,因藥物過敏皮膚紅腫,清醒回到現實世界無邊的空虛沮喪讓他心情低落,不想獨處也不願和其他人說話。這場景不斷重複發生。六十年代在一次關於左派和毒品問題的會議上有人提出,絕不能讓號召暴力革命的古巴人切.格瓦拉接觸誤服LSD,他也許會從此放棄革命解除武裝,跟舊金山的年青人一樣談愛與和平。九十年代台灣大學生以六七十年代的歐美,日本嬉皮及新左派運動為師,也想過有一番作為,可惜社會享樂風氣漸成,在一些事件發生後並未吸引更多人參與,「而媒體沒有報導過的事就等於沒有發生過。」參與其中被退學的學生終究無法脫離社會規範,重新參加聯考再度進入大學。

在網路上搜尋到一篇文章節錄如下:「挪威森林咖啡館,浪費了我的青春時光,想到阿寬在店裡掛滿左派、叛逆搖滾巨星的符碼,欺騙無知純潔青年,大賺其錢,我就感到一陣齒冷,我現在再也不相信這些了。」我是讀自立晚報和人間雜誌長大,那時候我是贊成政黨輪替的(那個每個人都必須政治表態的年代),鼓吹文化衝突、資源重新分配,年青人除了要求世代交替也可以來場文化大革命,奈何你們只是小吵小鬧,到誠品書店偷書,在松青超商偷紅酒,唱片行偷CD被抓到還要阿嬤出面請店長放了你被罰十倍金額了事。不然就是在咖啡館無所事是相互抱怨數個鐘頭,環境不好,學校太爛,連電影欣賞雜誌封底賣給廣告商之類的事都可以批判一番,掛切.格瓦拉的照片與左派革命無關,因為覺得他抽雪茄的樣子很帥,沒有考慮就掛上去了(抽菸有礙健康)。

當一切都成泡影

蔡明亮作品「愛情萬歲」,楊貴媚飾演的女主角為一個房租仲介員,電影中一幕長鏡頭:她坐在剛完工大安森林公園裡小徑邊的椅子上哭泣了長達十三分鐘。當年這個畫面引起了極大爭議及討論,有人認為她是為了眼前所見,彷彿廢土堆起的人工山丘,剛植下看似毫無生命力的樹木,光禿禿一片荒蕪的草坪而大哭,也有人認為導演只是利用那背景表現出都市人疏離的寂寞。當初輿論也紛紛附和,政府怎能蓋出一座那麼醜陋的公園,和紐約中央公園根本無從比較,這事件對當年台北市長選舉造成了極大衝擊。那是一個喧囂混亂的時代,人們無法好好靜下來思考,輕易被媒體所引導。十六年後的今天,公園的樹茂盛挺立、草皮綠了,縱使不是最美,大安森林公園仍成為都市水泥叢林中的一片綠洲(如果把當年楊貴媚在公園旁仲介的房子買下,現在也是個數千萬身價的富翁了。反之,因不願住在醜陋公園旁,而錯失買屋良機的人們,現在坐在同個地點哭三十分鐘也無濟於事)。

曾經自信認為可以擠身世界中心,成為另一個新加坡和東方瑞士的台灣在新世紀來臨後,亞太金融、營運中心,華文出版中心都化為泡影,現在更加擔心被邊緣化的問題。如果自由就是一無所有的同義詞,進步富裕的北京人,自信高唱著曾經一無所有,聽著崔健歌聲的台北人,卻擔心失去競爭力,財富縮水,可能會一無所有。

我突然懷念起那享樂和憂鬱交錯的咖啡館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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