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唱自由忽略個人價值

台灣對自由主義的理解非常弔詭,各方都爭先恐後要與自由主義沾點邊,但自由主義的中心價值「個人」卻被忽略。在肅殺的反共年代,獨裁者叫自由的燈塔,法西斯統治的台灣叫自由中國。如今強人不再,但商人無祖國叫自由經濟,媒體暴力叫言論自由。在自由的招牌下,自由主義精神裡最神聖的個人卻隨時會被粗暴地侵犯。國民政府自有其歷史侷限,但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30幾年的民主運動,自由主義並沒有真正在民進黨人的心裡扎根。原因一方面是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外交迫,一方面是黨內外不斷的政治妥協。

自由與理性施政陷兩難

在政治上,自由主義以個人為政治發展與實踐的單位。在哲學上,自由主義否定以傳統理性主義來判斷行為的價值。例如,假設我們必須以酷刑來取得恐怖分子的攻擊計畫,以救更多的無辜者,我們是否為之?在政府實際操作上,這的確是兩難。即使是美國最前衛的自由派大師,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也只能回歸到傳統理性主義來辯論。

這樣的兩難也隨時在民進黨的論述裡出現。他們捍衛的對象通常是建立在相當程度的共鳴上,而一旦缺少這種共鳴,例如對民運人士、法輪功,甚至是嫁到台灣的中國新娘,民進黨人對自由主義的堅持也就意興闌珊。如果再加上利益衝突,就更左支右絀了。

支持熱比婭成政治鬥爭

以這次熱比婭電影爭議為例,疆獨與台獨顯然有共同的政治想像,但一旦對方操作得當,民進黨立刻陷入兩難。一方面黨中央無施政壓力,應該是以庶民語言要求台灣人跳開利益計算,捍衛自由主義念茲在茲的言論自由與容忍異己的價值。但另一方面高雄市政府就顯得為難了,他們不知不覺地陷入馬政府設定的工具理性裡,不以自由主義的原則來指責馬政府,而只是質疑馬政府的觀察有誤,而自行分析得出達賴、熱比婭對觀光業沒有影響的結論,進而意圖以技術方式控制損害。

我們沒見到高市府直接譴責業者以商業利益凌駕一切價值,遑論以道德高度呼籲民眾抵制唯利是圖的業者。換句話說,支持熱比婭只是理性計算後對馬政府的政治鬥爭,而不是道德上的必然,至少不完全是。

台灣民主瓶頸唯一出路

在艱困的歷史環境下,台灣的民主成就是值得驕傲的,但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瓶頸。在中國崛起後,台灣的價值觀已逐漸在理性主義者的公式裡消失了,而一步步進逼的中國民族主義更激起另一端激進的台灣民族主義,有識者無不以此為憂。也許朝野在立場之外,更應該以自由主義的精神來檢驗自己的施政與對台灣的願景,這或是台灣面對中國時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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