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我(見圖,攝影中心設計構成)批評台灣政府最近拒絕熱比婭來台的決定時,台灣新任行政院長吳敦義表示:「不是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他不一定能夠了解,不在這塊土地,他不必負責任的人,所做的評論跟主張我們尊重,但是未必一一採納。」此番禮貌的「回絕」,值得我們反思。

當然,外國觀察人士很少能像一個國家自己的領導人和公民一樣來看待這個國家的利益。但應否因此就排斥國外批評?或者該國政府因此就不需要對其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以美國為例,外國猛烈抨擊前任布希總統的政策,而正是因為歐巴馬總統回應了這些批評,美國的國際形象才得到了顯著的改善,這可以從歐巴馬剛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得到印證。其前任布希總統政府,就經常譴責外國的批評,表示這些批評是外人不負責任的吹毛求疵,說這些外人並不了解或不支持美國利益。

政治家和評論家經常挑起民族主義情感,以此打發外國的批評,有時甚至會指控國外評論人士用心險惡,或者帶有優越感。尤其中國外交部就經常把外國批評描述為「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別有用心」、並「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但是,這樣的辭令真的有益於政府和人民嗎?

外國批評家是有益的,正是因為遠距離觀察為其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並且,雖然他們可能沒有充分資訊,卻不會礙於日常決策而分心。特別是,如果他們真的「錯了」,較為明智的做法也許是對他們進行中國共產黨員所謂的「說服教育」,而非含糊其詞地打發他們。政府對外國批評家的理性回應,也有益於國內聽眾。

實際上,我批評的並不是台灣政府拒絕熱比婭女士入境的決定,而是內政部長江宜樺所做出的解釋。江部長可能只是遵循了去年十二月的先例,當時台灣政府暫時拒絕另一位中國反對的人物─達賴喇嘛─入境,台灣所持的理由僅僅是達賴喇嘛訪問的時機「不適當」,其背後未言明但可以理解的原因是,達賴喇嘛的訪問會使脆弱的兩岸和談新進展趨於緊張。不論公眾是否同意該決定,這個解釋是誠實的、尊重台灣和國外聽眾,且不會傷害任何人。

反觀之,江部長的解釋卻將熱比婭女士與恐怖主義連結。至少在這個時點,該指控看來是不準確且不公平的。其重複了北京至今未經證實的指控,而迥異於許多民主政府的結論,包括熱比婭所居住的美國。最糟的是,這似乎是在誹謗熱比婭,她因中國政府打壓其民族而進行抗爭,並因此贏得廣泛尊重。

誠然,每個國家都會對入境做出限制。美國自己就一直對台灣最高領導人設下過度寬泛的障礙,避免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受到質疑。這些障礙限制了國內聽眾與重要來訪者互動的民主權利,應該經常受到挑戰。

近期台灣對外國批評另一個不恰當的反應是,當新上任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指出,許多美國有識之士對前總統陳水扁刑事審判的公正性表示關注時,一些台灣立法委員和媒體因而譴責司徒文的言論,表示其言論為外國對台灣司法的干涉,不應被允許。

但是法務部長王清峰拒絕這樣的指控。王部長更清楚美國對台灣法律制度的看法之於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她正試圖與美國達成引渡協議,將逃到美國的罪犯引渡回台灣。美國,如同任何考慮引渡的國家,對於請求引渡國家的司法品質具有正當利益,並有權表示其合理的關注。

最後,在更為廣泛的層面上,正如馬英九總統上周所強調的,雖然其努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台灣不能忽視自身的軍事防禦。軍事防禦實際上依賴於《美台關係法》規定的安全保障。而這些保障有賴於美國人民繼續相信台灣是值得保衛的,即使是以核戰爭為代價。雖然台灣過去主要是因為戰略位置而受到重視,但是現在人們認為,其欣欣向榮的民主和蓬勃發展的法治本身就值得保護。台灣的領導人和人民應該牢記這一點。

(孔傑榮 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紐約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譯。英文原文請參www.usasiala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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