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一甲子,真令人側目的國力展現,反而是走資本主義改革路線之後。而「中華民國」敗退台灣,自當年被譏為「既不自由、也不中國」的「自由中國」,蛻變成現今「中華民國在台灣」,資本主義早已是台灣經濟發展的DNA了,但真正促進台灣進步,而能驕傲華人世界的,無疑還是民主的不斷實驗。

中國的下一步,能否從專制威權,轉向民主開放,很多人會以「台灣經驗」當範本。台灣經驗的民主實驗,一路走來,確實很威權過,例如蔣家政權父傳子;確實很鴨霸過,例如一黨獨大;甚至,也曾反智過,例如箝制媒體、管控社會。然而,有一點不容否認,威權國民黨始終保留了一塊民主的招牌與櫥窗,多少民主種子,便經由這些民主土壤得到滋養、生息,而後有一代傳一代的傳承累積。

正因為,「民主」無論如何,是「自由中國」的櫥窗,遂使得西方民主理念,透過《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中國論壇》等雜誌,以及大學校園裡不絕如縷的師承與教學,一方面開出了反國民黨的體制外民主運動、反對運動,另方面,也在國民黨之內,孕育出了改革派、溫和派的著床空間。

台灣的民主轉型,盡管發生過「美麗島事件」這樣的逆轉悲劇,不過,比起很多發展中國家,畢竟仍屬於「緩步達陣」的類型,原因固然多重,可是體制內的改革派與體制外的反對派,彼此間,基於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同體認,相互有接近的語言與民主共識,則是分析台灣民主進程時,不能不注意到的一項因素。若從這角度理解,蔣經國拔擢李登輝,而李登輝與台灣反對黨之間有相近語言,就絕非歷史的偶然了。

如果這分析,確有參考價值,那中共建政六十年,今後的走向,若非得在民主、開放上,更上一層樓的話,它黨內是否容許改革派(不止經濟改革,尤其政治改革)存在?這些改革派,能否與體制外的民主呼籲,有共同語言?尤其關鍵的,這些改革派自身對民主政治的價值與功能,是否夠了解?

政治很實際,改革派要存在,不能單靠政治強人是否給予機會。改革派自我的集體意識,是否凝聚到一個不容忽視的強度?他們的權力鬥爭技巧,是否比保守派高明?在在決定了一個威權國家轉向民主的時程與可能性。蔣經國晚年在想什麼,他沒留下紀錄,後人不得而知,可他明顯知道唯有走向民主,才是台灣爭取國際認同,對抗中國的不二法門,這是他比父親蔣介石高明的地方,亦是他,走進「民主台灣」,留給國民黨爭取民心最大的資產。

鄧小平時代斷送了兩位改革派領袖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卻留了改革開放的生機,面對這政經分離的弔詭,外界該關切的是,確保了經濟改革路線的不變後,中共體制內還有沒有民主信徒?而,誰又是中共的蔣經國呢?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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