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裡遠眺,你可以望見哈德遜河。它迷濛的河面平靜,當天空晴朗的時候,你甚至可以嗅得到它的氣息,一種平和、而又從容不迫的氣息。此時,我在紐約。

而我的想像卻要在這兒止住,因為另外一些事物堅硬地裸露著,它來自記憶,當它凸現在你面前時,竟使你不得安寧。這種使你不得安寧的東西,就是你曾經視為創作源泉的生存氛圍,那種你小心翼翼營造,漫不經心享用,你置身其中,卻又感到窒息的氛圍──它在我的祖國,尤其在北京。

深夜的北京西郊,公路寬闊,無遮無際,淒涼而凝重,猶如一位不茍言笑的老人,默聽著從他面前偶爾掠過的、姑娘從自行車上發出的嘹亮笑聲。還有,就是那些週末的瘋狂,候在市中心北京友誼商店的大門外,鑽進「老外」開來接你的小汽車,彎腰縮身藏車廂,躲過便衣門衛和持槍武警警覺的眼神,駛入「老外」的領地──東郊,外交公寓裡通宵達旦的晚會,抽菸、喝酒,美味佳肴,詩人、藝術家、「崇洋媚外者」,正和西方外交官、外國記者、「老外」們高聲地談笑。那是「西方」在「鐵幕」內真正的租界。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高佻、性感的白種女人。苦悶的發洩和藝術家式的逢場作戲。

更多時,詩人們聚在狹小的寓所裡進行嚴肅的文學探討。一本地下詩刊誕生的喜悅,以及對於「外面」,彼岸世界喪失細節的妄想,這是「地下」的生活,叛逆、刺激,還有冒險。在被限制的時空背景下,我們無節制地使用著,緊張而又興奮,我們都以為那會永恆。因為對外部世界的無盡想像,使得我們有著莫名的忍耐,那短暫的「昏迷」,激勵我們寫出清醒,或不夠清醒的詩作,並偶爾得以在燈光暗淡的大庭廣眾下朗誦。由此,我們產生錯覺,那可憐的「自我」瘋狂地擴張。悲劇,一場悲劇的喜劇穿插,竟使我們短暫地忘記了歷史,而歷史,那悲劇的網早已悄然張開了。

而此刻,我流落在異鄉,暫居在一位美國記者友人的公寓中。我埋在沙發內,正仔細閱讀著《世界日報》上細密的租房廣告。我在進入細節,生活中不容忽略的細節。終於,我確認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願的,可我自願地選擇了它。面對慘痛的、祖國的現實,我的所做作所為,此刻,已使我已別無選擇。

我的房間四壁空空,我去過美國五個城市,剛來時,我曾經一頭扎進書店,可此後,我沒有再進入過書店──因為我喪失了進入書店的喜悅。在這個國家,我是真正意義上的文盲。整整十個月,每天早晨醒來,我都清醒地意識到,我的思維素質在下降。我在試著回憶我讀過的書籍,我只能依靠回憶。在我北京的家裡,整整一面牆上有著齊頂的書架,陳放著大約一千冊藏書。那是去年,北京一個下雨的秋夜,風把樹葉刮得令人心碎。孤寂,我渴望有朋友突然的敲門聲,可它沒有出現。我搬過來椅子,爬上書架,找到擱放在頂層的小說《聲音與憤怒》。這本我已買了五年的書,是老福克納寫的,可我一直沒能把它讀完,這是一部意識流小說,它以福克納的家鄉約塔帕克郡為背景,瘋子班吉、他的姐姐、他家庭成員的心理和思緒流動,用對話和獨白展開。故事情節隱匿,通篇文字駭人地複雜卻純粹,小說大師的語言駕馭能力。它展示了人的精神歷史。可惜,購書時我太年輕,太「喧囂與騷動」,沒能讀完它。此時,我可以翻開書,就著秋風,和老福克納筆下的人物交談。

可此刻我在紐約,我在回憶,我僅僅能回憶。

流亡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孤立、隔絕,意味著語言的喪失,意味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乏。也意味著失敗,甚至,意味著面對失敗的無奈。

剛過去的五月底,一個令人激動的下午,我從紐約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澳大利亞作家朋友周思,他是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 (正巧,劉曉波在他外交公寓的家中),我告訴他,我要回國,我已訂好了機票,我再也不想這麼待在美國。可他卻對我說:「你回來做什麼呢?學運已經差不多失敗了,你回來也做不了什麼,貝嶺,請暫時不要回來。」接著,是我的沉默,電話線裡雙方許久的沉默,曉波也許正站在他的旁邊,他們在等待我的回答。可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想說的太多,可我已不能說什麼。五月,紐約和北京有著巨大的「時差」,那邊已成了世界的焦點,學生們眼中的「光明」與「黑暗」正在進行時間的較量,也許學運會失敗,可這真的能阻止我回國嗎?

過去了,一切都過去了,朋友們已在獄中,我卻因為「時差」而倖存著。某種意義上,我已經流亡。也許,我會終生流亡。對於我,一個妄想狂來講,我必須耐心,我,還要無盡地回味。

每天清晨,我都穿過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那鎮石般巍峨的建築,校舍寬闊而莊嚴。那些青春的面龐,陽光下,女生們美麗而嫵媚,學生們閒暇、或者來去匆匆。我來到東116街百老匯大道上的報亭,買一份每天必讀的中文報紙,有更多英文的報刊被行色匆匆的路人買走,那些報刊裡刊登著這個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它更豐富,也更客觀與準確,可我仍不能讀懂它。

世界太大,而我經歷與目睹的中國又太沉重。「布拉格之春」過去二十年了,那些倖存的捷克流亡者還在流亡。當初他們逃亡時,也有和我一樣的幻想,以為二、三年之內必能返國,整個事件會「平反」,那位在布拉格街頭阻擋蘇軍坦克並自焚的青年會被昭雪。可是,整整二十一年了,沒有根本的改變。作家米蘭.昆德拉仍寄寓在巴黎寫作,他已兩鬢斑白,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嗎?

1964年,赫魯雪夫被罷黜了,勃列日涅夫時代延續了二十年,從現象上看,戈巴契夫倡導的改革似已不可逆轉,可索忍尼辛仍在美國流亡,儘管他傲慢地聲稱:我是絕不會比我的書更早回去的。明天會是怎樣?誰也無法預料,作家的職責不是對這個世界做出預言,作家的筆僅是寫出自己獨自體驗到的,這個世界真實或虛幻的存在。

流亡已經開始,你不可能把時鐘撥快,你要面對的生活是由許多具體的細節構成的。這就是流亡,一種沒有歸屬感的生活,它構成多重的困境,它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種嚴酷的存在。你在向它發出追問,它也在向你發出追問,甚至,它還索要追問的結果。

用堅忍的意志力,用信念,用全部慘痛的記憶,承受吧,因為──你還沒有喪失眺望世界的能力。

寫於1989年8月,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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