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提出G4構想,由美國、歐盟、中國與日本,形成商定世界經濟秩序的新論壇。七大工業國家組織(G7)正如IMF總裁史特勞斯─康(D. Strauss-Kahn)所說:「目前還沒死,但已失去重要性,正逐漸走進歷史。」讓G7失去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國崛起,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參與決策,G7功能就大打折扣。於是做為經濟強權老大的美國,發一張入場券給中國,承認她與歐、日同樣有參與制訂全球經濟秩序的資格。

不論Gx、Gn,老大都是美國,在維繫一套以美國利益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因此,被熱烈討論的G2很難做為國際經濟秩序的決策機制:美國不可能把中國拉到和她平等決策權地位。G2毋寧是種意象,在形容中國已強大到美國必須尋求其合作,但絕非共同決策。

中國如何看待自己在國際政經舞台上的地位?中國政治學者鄭永年的看法頗值得參考。他認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對外營造一個「開放型區域主義」。中國與東協國家建立區域合作機制,但不排斥日、韓、印、紐、澳、甚至美國加入。這不同於EU或NAFTA的封閉排它性格。鄭永年認為,G2的意義與功能也是在於這種開放型的區域中的合作關係。

鄭永年代表一種中國進步觀點,其觀察也不偏離事實。

回顧一九九○年代,南中國海主權問題激化到衝突邊緣,中國聰明地宣布擱置爭議。近年來中國在東亞、世界政經舞台上的表現說明,至少她還未有爭霸企圖或認為自己尚未做好準備。也因此,從東北亞到東南亞,都放心和中國共組區域經濟合作體,美、歐也樂於看到中國成為「負責任的伙伴/競爭者」。

中國這種對外方針,有利於現階段東亞、世界和平發展,卻讓台灣很尷尬。北京視台灣為內政問題,即使東亞區域經濟體再開放,台灣還是無權參與。這逼著台灣急著與中國簽訂ECFA,以免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落後於其他可參與東亞經濟合作體系的鄰國。不過,ECFA卻不能保證:兩岸雙邊協議達成,台灣就能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中國未說清楚,未來在東亞區域經濟中,台灣地位是否依然要被中國代理?台灣利益還得透過兩岸雙方協議而非東亞多邊協議獲取?台灣的利益與地位由中國代理,這種模式很難說服台灣民眾。也許港澳回歸相對順利,讓北京認為「一國兩制」可以順利解決台灣問題,而未想到創新模式。

回到鄭永年的觀點,他對中國發展的擔憂不在於對外,而在於內部制度改革。他認為中國政府若不能建立社會安全機制,階級衝突會惡化,也無法建立內需導向的大陸型經濟體;若不改變民族政策,無法解決新疆、西藏問題;他把兩岸問題視為制度競爭,認為民主政治是台灣的武器,若中國不能建立民主制度,統一就沒有制度基礎。鄭永年指出:「中國主要還是要把重點放在建設自己的模式上…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證明中國價值的普世性…才具有可持續性。」

堅持台灣主體性的民眾還是無法滿足於鄭永年的觀點。至少,他點出兩個重點:台灣在兩岸議題上必須要堅守民主精神與程序;中國若不進行社會政治改革,無法擺脫「五獨亂華」困擾,也將妨礙她成為被世界尊敬的大國。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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