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貝嶺應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之邀,原應出席2009年在法蘭克福舉辦的「中國與世界──感知與真相」國際研討會擔任主講人之一,此文為其原備講稿,亦已被法蘭克福書展方英譯,後因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干預研討會受邀人選,貝嶺(以及戴晴)被取消了論壇主講人資格,英譯也未見刊用。此文德譯及英譯已分別發表在德國最大的報紙《南德日報》(Suddeutsche Zeitung)文化版上及《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

從我在北京的一段經歷說起。

西元2000年,那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年頭,躁熱的七月,我北京生活中的「戲劇性」時刻。深夜,刻不容緩的時刻──友人開著汽車,載著我全速駛向遙遠郊區的通州某間印刷廠。

我們在漆黑的鄉村公路上邊開車邊用手機和印刷廠廠長確認工廠的方位、路線及地址,經過數不清次數的迷途之後,終於,在漆黑的村口遇上了久候的印刷廠廠長,握手寒暄,我佯稱發現了幾個錯字,在印成書之前緊急來校改。一個急轉彎,車駛入村內那圍成院落的廠房前,匆匆下車,已久候多時的製版師傅帶我們一起進入昏暗的製版房,那四百多張標準書籍大小的《傾向》雜誌第13期內文膠片,已被拼成一張張巨大的(64張拼成一版)版式膠片躺在桌上。我,主編,就在隔天這本刊物印刷裝訂前夕,緊急地前來審看膠片,確切地說,是來刪字,刪去兩個字。一個是王丹(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領袖,前「通緝犯」)的「王」字,另一個是「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 字。在這一時刻,我做的是中國的編輯和作家不可不做的事:對文字的「審查」和「自我審查」,一個「反革命」的名字,一句「反對共產主義制度」,在北京的天空下顯然觸目驚心,即便只是出現在「讀者來信」欄內。昏暗的製版房,友人將廠長支到一旁聊天,以免他看到我改的字。我則滿頭大汗,如大海撈針般,在聚光燈下找到有那字、句的內文膠片,告訴師傅這兩個字要割去,師傅看後疑惑,看著我問:「割掉字後填哪個字?」我說:「不填字了 ,找不到合適的字,留空白吧。」顯然,師傅已明白那兩個字的「分量」,他下刀,如手術般精準,將那兩個膠片字割去,露出兩個小方洞,師傅再用鑷子鑷出兩個無字的小膠片,抹膠,貼到空洞處,乾淨俐落。

我以為,刪去「王」,空白,後面是「丹」,刪去「反」,後面是「對社共產主義制度」,明者自明,又凸顯了我的「自我審查」。

擺脫不了的出版審查

《傾向》從來不是一本政治刊物,那是一本固執,被我和一小批有志一同者的美學趣味和文學品味左右,屬於「少數人」閱讀的文學思想刊物,一年只出版兩期。重要政治異議者的名字,及「反對共產主義制度」這類空泛宣示,一般不會出現在這份刊物中。僅僅是因為原《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突然寫來了一封信,要求必須在這份和他有著歷史淵源的刊物上「一字不差地刊登」他的來信。老木是1980年代北京重要的地下詩圈內人,後因1989年「六四」前深度參與了學生運動,逃亡法國,因精神失常,已在人間消失多年。由於突然有了他的音訊,我和編輯們均大喜過望,而他混亂的政治觀點已不重要了。所以,我做了一個主編才敢做的決定,來函照登,並配上一幅王丹、劉蘇裡、老木三人於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前的合照。照片註中還列出了人名。

可是,儘管我連夜對刊物做了如此及時的刪字「審查」,仍舊沒有改變我及《傾向》的命運,刊物印出的數天後,北京的咖啡館、民營書店及一些友人家的存放處,均遭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幹員仔細地搜查和沒收。我,則在本人住的公寓樓下被捕,並在二十四小時後被送入了北京海淀區清河拘留所監獄。我犯了在出版自由國度中匪夷所思,不可能成為罪的「罪」:「非法」印刷出版。按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刊文的標題,我犯的是「傳帶思想進入中國罪」(The Crime of Carrying Ideas to China)。

而那一期內約七成的作品和文章都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寫的,也是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奚尼(Seamus Heaney) 的詩和文論(Essays) 專輯,由英語譯成中文。

今日中國的崛起和經濟急速發展的成功,使整個社會有著開放的表象,但黨和國家不允許民營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和出版社在中國出現,只有國家所屬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和出版社。黨和國家亦不允許境外的個人和機構在中國從事出版和發行。確切地講,黨深知,只要對出版和媒體失去控制,黨也就難以穩固地統治中國了。

我想強調的是,和某些尚有私人出版業的專制國家不同,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新聞審查和出版審查制度已發展出一套日逾完善且十分細膩的逐級審查機制,媒體和出版社內由黨委或黨支部主導的由上而下的一審、二審、三審,直至五審、六審程序,以保証文字和書「不出差錯」。(文轉接C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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