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角色原是社會的第三隻眼睛,以旁觀者的立場報導傳遞和審視社會百態。然而,過去一周,英國媒體本身就是新聞。

先是左派《衛報》在頭版刊出了一則「什麼都沒說」,而且不能透露,「為什麼不能說」的報導,牽引出英國媒體受到法院「禁令」(injunction)和「超級禁令」(super -injunction)箝制的問題。

阻止媒體就某一事件或個人進行報導,在英國並非鮮事。從任何一名個人、公司企業到政府機構,都可以隱私權、人權和國家安全等理由,透過法律程序,要求法院針對特定訊息,設下禁止將其公諸於眾的法令。這個機制的動機之一原在保護脆弱的社會受害者,避免受到二次傷害。不幸,如今卻逐漸演變成富商名流的「保護符」,藉此「花錢消音」。

迫使《衛報》噤聲的是石油公司Trafigura。《衛報》準備報導該公司將有毒廢物傾倒在象牙海岸的新聞。有錢的石油公司聘請了專精於媒體法律,尤其擅於阻止報紙新聞報導的Carter-Ruck法律事務所處理這個案子,在「超級禁令」約束下,《衛報》甚至不能透露受到「禁令」箝制的實情。

但《衛報》並未放棄這個新聞。藉著曾任職報社的國會議員法瑞里(Paul Farrelly)在議會中的質詢,該報發出了一則「一名國會議員在國會中提出質詢」,但報導不能說「是誰、問什麼、由誰答覆。」,至於不能說的理由,該報還是,無可奉告。新聞刊出後,讀者很快的在國會網站上找到質詢內容,並將其張貼在網站和部落格中,不出數小時,上百萬人都知道了這個醜聞。

其次是右派《每日郵報》,針對愛爾蘭樂團「Boyzone」主唱蓋特里(Stephen Gately)之死,刊登了知名專欄作者珍摩亞(Jan Moir)撰寫的一篇文章。專欄標題為「沒有什麼是自然的」(There is nothing natural)。文中說,三十三歲的蓋特里和他的同性伴侶死亡前曾吸食大麻,並攜帶一名保加利亞男子到他們共同下榻的公寓裡。珍摩亞指稱蓋特里猝死與他的生活型態相關,並且說,這樣的死亡,「未免太廉價了」。

這篇文章在蓋特里葬禮前夕刊出後,抗議聲浪泛濫般湧入英國的新聞報怨委員會(PCC),致使PCC的網路創下被擠爆的新紀錄。包括英國馬莎百貨、英格蘭觀光局、全國運輸、柯達等「郵報集團」的主要廣告客戶,也在這篇文章刊出後,撒除在《每日郵報》電子報上的所有廣告。眼見著一篇文章引發如此大的眾怒,《每日郵報》最後只好把珍摩亞專欄的標題改為「一個奇怪、寂寞和困惑的死亡…」。

英國廣播公司(BBC)是另一媒體成為新聞的主角。該公司上周首度邀請英國極右派政黨國家黨(BNP)黨魁葛里芬(Nick Griffin)上政論性電視節目。這項決定,引起全英激烈辯論。這到底是言論自由、新聞公正,還是身為公共廣電公司,BBC必須如其總裁湯姆森所言,要保持超黨派立場,各方意見,莫衷一是。

自由派人士的看法幾乎都認為,在歐洲議會佔有兩席、在英國擁有百分之四民意支持的國家黨,應該與其他政黨一樣有上政論節目的機會,給公眾另一個判斷的空間。

「到底極右政黨,能不能參與民主辯論?」,觀看傾聽葛里芬混亂、說理不明、主張矛盾的表現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另一方面,暗自慶幸,幸好他不像希特勒那麼具說服力和群眾魅力,否則,出現在收視率那麼高的政論節目中,會發酵到什麼程度?

十天內,三個截然不同的媒體反客為主新聞事件,反射了老媒體(報紙)和新媒介(網路)間可以互補突破新聞箝制,如《衛報》例子;老媒體和新媒介間也可以相互約制,如「每日郵報」例子。而BBC的選擇與爭議,若無關政治,則不免有道德問題待思考。

只有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才可以看到這麼多元的媒體現象。新聞自由重要,但充分享有知和表達權力的前提下,公眾對輿論的辨識力更重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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