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四壯集－火成岩

兒子從東部單車縱走兩百多公里回來，聽他疲累但興奮地述說路途見聞時不禁感慨：好一個年輕又澎湃的生命！

年輕又澎湃的生命就像潛伏在地殼下的岩漿，熾熱火燙，滾滾奔流。而岩漿是不安於地底的，祇要一尋找到地殼脆弱的裂口，就會驟然衝殼而出，在地表上留下一個又一個凝固的記憶。

年輕又澎湃的生命也一樣，隨時都在尋找出口，都在等待衝殼爆發的那一刻；一趟逼近體力極限的縱騎，一首詩，一段愛情，都是像岩漿一樣的生命竄噴後流下的紀錄。

地表上隨處可見岩漿留下的紀錄，人的生命地殼上也到處看得到冷卻後凝固而成的火成岩，它們形狀不同，大小不一，顏色各異，但都記載著各自的故事。

地質學家研究火成岩，可以推斷出它形成的時間與原因；人在回憶時，也像地質學家在檢視火成岩，而且不斷地找到答案：原來是那個年代哦，原來是這個原因啊！

在我年輕又澎湃的生命遺址上，也殘留著許多這樣那樣的火成岩，其中有詩，有愛情，也有比愛情與詩更古老的友誼。

有天跟國卿聊天，兩個將近花甲的老人，像跑馬燈一樣從高雄聊到王文興再聊到《都柏林人》，我突然沒頭沒腦話鋒一轉：「我還記得你高雄家的地址」，一字未錯背出後，他嚇了一跳但立刻接口：「你家地址我也記得」，背得也完全正確，兩個老頭哈哈大笑，互相調侃腦袋還沒報廢。

為什麼四十多年後，還能那麼清楚記得一塊早已湮沒久遠的門牌號碼？國卿的回答是：「你忘了我們寫過多少信？寫過多少遍彼此地址？」為什麼會寫那麼多信？「那時年輕啊！有太多話想講，有太多想法不吐不快，碰不到面，就祇能拼命寫信了。」寫信，就像是年輕又澎湃的生命尋找到的一個出口。

讀高中時我們四個死黨：國卿、靖遠、阿擘與我，既是同學，也是文友，學校籃球場，大業書店，書店附近的巴西咖啡屋，百貨公司後面巷弄裡的清真館，以及愛河前面高雄女中的校門前，都是四個人放學後經常出沒混跡的所在，也是四個年輕又澎湃的生命像岩漿一樣任性奔竄的所在。

碰到寒暑假，寫信就成了另一種奔竄的方式。那些信皆非問候之語，不是抒發，就是傾吐，其中必有人生、文學、理想與苦惱，也一定會偶爾夾雜著像里爾克、梵樂希、王尚義與葉珊這樣的名字。而那些透過文字的抒發與傾吐，有時候比在巴西咖啡與清真館裡的對話，還更真實複雜，當然也常常因晦澀難明而猶如喃喃自語。

其實我們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在寫詩寫散文之餘，也都是寫信達人；而且書簡在當時也是一種特殊文體，我加入的「主流詩社」，就曾在每期詩刊上開闢書簡這樣的欄目，專門刊登同仁之間互論文學的通信，我那時特別愛讀阮義忠的信，他那一手漂亮的文字以及粗線條畫的插畫，至今仍然難忘。

直到我一個人北上讀書，我那三個死黨仍續留南部後，南北通信的頻率更有增無減，多到「比男女朋友寫情書還勤快」。但寫信寫到四個人中間後來有三個人當了記者，每天有寫不完的新聞稿，另一個人當了大學教授，每天也有寫不完的板書與論文，這樣的結果，就不曉得到底是老天爺賞飯吃，還是老天在懲罰人。

那些信當然早已灰飛煙滅，但就像記憶遺址上的火成岩，記載著年輕又澎湃的生命，曾經像岩漿一樣奔竄噴發的那段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