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透露,兩岸在啟動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之前,台方必須完成兩岸順利簽署MOU和ECFA、國內對兩岸進行政治對話已有共識,取得美日等重要國家的支持「三項準備」。對此,台聯黨主席黃昆輝日前指控馬英九總統所主張的兩岸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

上述發展顯示由於和平協議涉及問題的複雜性,兩岸和平協議的達成勢必得經歷一漫長的過程,而如何從兩岸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建立有意義的對話互動,則是不可或缺的過程。

建立支持架構面對結構障礙

就和平協議所面對的結構性障礙而言,其前景與發展除了決定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意願之外,兩岸當前互動過程中所存在政治障礙,邁向和平協議所必須面對敏感性議題,兩岸各自內部政經情勢,以及兩岸與主要大國或區域集團互動和區域安全因素等,都是邁向和平協議必須面對的課題。

面對上述結構性障礙,兩岸唯有逐步建立和平協議所需要支持架構,不斷形成有意義解決敏感性議題的務實策略與新思維,進而建立足以形成「政治對話氛圍的互信基礎」,才有利於未來和平協議對話之啟動。

就和平協議的支持架構而言,兩岸兩會到目前所簽署的9個協議,以及協商中的金融監理備忘錄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均有助於促進兩岸經貿正常化,進而作為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基礎。

但是,必須強調的是,兩岸經貿正常化的各種協議固然可以作為兩岸累積互信的基礎,但是各項協議執行過程中,若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干擾或人為的扭曲(如達賴訪台、熱比婭事件對大陸觀光客行程之影響),則不但將對擴大經貿正常化之前景,造成負面影響,也可能增加台灣內部對兩岸政治對話或和平協議的不信任感,值得兩岸當局注意。

兩岸各自均需建立內部共識

此外,兩岸經貿正常化過程中,若無法兼顧台灣基層民眾、弱勢產業與族群的實際利益,則未來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也會造成社會弱勢族群對兩岸經濟交流與中國印象的反感。

就「建立共識」而言,除台灣內部之外,兩岸也必須各自建立對敏感問題的內部共識。因為目前兩岸對於如何定位中華民國,台灣國際空間、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兩岸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問題等敏感問題,不但大陸內部未建立共識,台灣內部更因為這些問題的爭議,而影響兩岸在低政治問題上的協議,這些問題共識的建立,除了兩岸應確立其發展目標外,更應從對方政治、社會、文化與意識型態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可能選項。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兩岸關係之深化與兩岸內部之發展,都讓兩岸愈來愈難擺脫政治議題,也必須開始思考如何解決敏感問題之策略選項。

整合朝野智庫力量共謀對策

對此,台灣除了主張「大陸不撤飛彈,台灣不願意談判」之外,也應對兩岸政治關係、政治意識形態對立、中華民國地位、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等問題,思考對台灣有利之主張。為避免「和平協議是投降協議」的刻板印象,政府可以考慮委託藍綠陣營之智庫,就兩岸和平議題進行研究。再進一步集合朝野智庫之力量,共同探討與研究兩岸邁向和平協議應解決與協商之議題,方能鋪陳兩岸邁向和平協議之可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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