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印邊際多事,除了中國直升機屢次越界挑釁謠傳不止,新近印度總理深入雙方爭議領土之舉,似有火上加油效果。回顧五○年代,德里提出的不結盟主義可說是擺脫國際政治學的驚人發明,但一九六二年與中國在邊境一戰大傷元氣,偉大政治家尼赫魯竟此抑鬱而終。無獨有偶,去年邊界戰爭的中文記事問世,對印軍充滿輕蔑。

到二十一世紀,印中解凍之勢方興,甚至進行聯合軍演,不旋踵卻又出現歷史重演的不祥兆頭。對追求印台日聯盟圍堵中國不遺餘力的台北而言,這些是福是禍呢?

印度各界看待中國有兩種視野,一是長遠的文明視野,對中國文化抱持正面情感;另一種是民族國家視野,則對北京政府充滿猜疑。宏觀抽象的同情理解與微觀具體的政策算計,間歇出現,使中國人看不懂來自印度的政治語言與姿態,以為盡是狡詐,又充滿不屑。

其實,當年尼赫魯屈從國內考量而有一時看似激進的民族主義論調,其前提正在於印中之間不可能真的會發展到兵戎相見,結果事與願違,一發不可收拾。當年同為遭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兩個古老文明,如今同為面向西方崛起的兩個大國,攜手猶恐不及,但合作的契機卻總是在虛榮、權位的俗欲中流失。

不過,一九六二年的中國與二○○九年的中國截然不同。前者在內有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之後的大飢荒,國政失去方向;外有美蔣聯合東山島反攻的威脅,草木皆兵。一九六二年這種風雨飄搖,因此絕不容許任何示弱的心理,在○九年儼然與華府形成G2共治全球的局面中,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內斂態度。

故若德理當局又有國內壓力要表演不能對中國示弱,北京未必還會像廿七年前那樣飽以老拳。人無遠慮,才有近憂,帶領崛起中國的北京擘畫既遠,縱使德理爭取機會表演與發洩,應有雅量容忍。而即便是到爭議地區作秀的的德理當局,大概也與中國不可能有開戰的意願,但如何讓北京不要誤解或介意,則是後續不可忽視的作業,否則難保某種重蹈覆轍的事不會發生。

台北國安當局注視中印問題由來已久,但是對於印度的理解限於國際政治的權力平衡考量,反而印度知識界深知台灣的需求,在物質好處的誘惑下往往願意配合演出,並向台北大吐印度對北京的不信任之苦。但若真要涉及與中國的關係,卻絕對不容台灣見縫插針。別忘記印度是流亡藏人的大本營,呵護傳承藏傳文化不遺餘力,卻鮮少聽到與北京之間出現關於鼓吹藏獨的爭議,可為台北參考。

中印之間出現武裝衝突的可能當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否台北在其間要推波助瀾?之前屢次幫助達賴抬高身價,最後要求回報向來一無所得,因而兩面不是人的殷鑑,必須記取。則與印度交往,談及中國,不如勸和不勸分,切忌再投資印台日同盟之類不切實際的構想,轉而多研究不結盟主義的思想傳承,才是真正對印度的尊重與欣賞。如此向北京也向自己國人同時確認,台灣對和平的承諾是真實的,而不僅是針對北京的戰術託詞而已。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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