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牛肉進口爭議越演越烈,中央政府棄守把關之責,而將風險責任直接轉嫁到消費者個人身上,形成風險個人化之危機;同時,全國也陷入地方或民間自主管理、自律之迷思,而行政院長也附和鼓勵,真是奇觀。套句台北縣長周錫瑋所說「這是自欺欺人」。

事實上,自一九九○年代末,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具有對人體健康及環境潛在風險的問題,皆視為軍事及經濟之外的國家安全事務。除了高度重視採取預警原則之外,更重視在進行決策過程與公民進行溝通,而取得決策的正當性。

此次,中央政府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及決策,一方面掉入了發展型國家唯經濟發展優先的迷思,忽略了國民健康之非傳統安全因素,而造成錯置的比例原則判準,可見高層並不具備全球化風險事務的視野;另一方面,迴避科技決策的民主與溝通,即使綠黨、主婦聯盟於前數個月要求衛生署舉行開放美國牛肉政策之聽證會,也被迴拒。整體違反國際上之科技民主潮流,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一課。

而在這樣的決策類型引發全國譁然,決策者試圖亡羊補牢,匆忙的要向充滿憤怒的公眾進行所謂的「加強溝通與說明」,或向國會議員遊說,以阻擋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正,在早已充滿不信任的氣氛之下,進行無效的風險溝通。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二課。

看來,行政院是決定硬著頭皮幹,然而,狂牛症病毒潛藏至少二十年,一旦爆發開來將造成連續數十年動物疫病傳染及人類生命的風險威脅,不但漠視現行消費者的權利,也當波及未來的世代。不要忘了,馬總統數個月前才簽署聯合國社會、文化及經濟公約,此舉乃違背世代正義,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三課。

二○○六年扁政府時代開放美國牛肉政策,衛生署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的風險評估,不但涉及以計算戴奧辛汙染的模式計算使用美國牛肉的風險之謬誤,同時,衛生署也扭曲專家委員會的判斷「共識」,而造成數位重量級專家憤而請辭;而本次的委託台大公衛學院之風險評估過程,也傳出衛生署強力的行政介入之疑。此種政治凌駕相異者的專業意見,或扭曲風險評估的方法及過程,似乎仍充斥在我國的各種環境影響評估,而往往引發決策品質的低落與公眾的高度不信任。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四課

而目前,與扁政府時代同樣,行政部門大玩風險評估數字遊戲,宣稱美國狂牛症牛肉風險只有幾億分之幾,聽者霧煞煞,但信者恆信之。請不要忘記,二○○六年開放美國牛肉,當時宣稱帶骨牛肉有較高的風險,不予開放,而與目前開放的說詞大相矛盾;也請不要忘記,美國每年銷售三千六百萬隻牛,只有約一%也就是三十六萬頭牛的篩檢,而仍有三千多萬頭牛未曾篩檢,其潛藏風險之高可以想像,而日本、歐盟是每頭牛皆篩檢。到現在官員還大玩數字迷障,專業獨大而仍無法理解民眾的恐慌在何處,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五課。

再者,無論是上到總統或到衛生署官員,都宣稱將嚴格把關,加強查核,然而,這些說詞套用在我國國情上,民眾相信嗎?比較日本,二○○六年在開放美國牛肉,發現帶骨牛肉旋即於該年六月再次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反觀我國,同樣在二○○六年一月開放美國牛肉,而分別於三月及四月發現帶骨牛肉試圖闖關進口,衛生署並未積極處理。鬆散的管制能力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六課。

最後,中央政府沒有把關,將風險推到個人化責任,一方面行政院又「溫柔的期待」業者的自律,另一方面政府又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不易,國家安全的邏輯只落在發展型國家重視經濟發展優先(或許有軍事優先吧)、而繼續犧牲我國已經千瘡百孔的環境權與健康權。要不要正視這些全球化生態、健康、食品風險所鑄造新典範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這是我們目前最急迫應該學習與反省的一課。(作者為台灣大學科技暨生醫倫理中心政策組召集人、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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