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中華民國」當「不能說的公開秘密」,承認治權實體,迴避主權形貌,遂成為北京不得不然的當前對策。於是,馬英九政府要規畫民國一百年慶典活動,北京在避實就虛的策略下,就只好開出「辛亥革命一百年」這一張牌了。
辛亥革命,在中共的革命史觀下,被定位為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未竟的革命事業。這當然是事實,不然國民黨不會敗退台灣,偌大中國,僅剩下一座孤島可以稱王。不過,中共選擇這樣定位,還是有其政治性的思維,那便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的建政,是順乎天、應乎人的改朝換代。
一九四九年,是國共內戰決定性的一年。自此,中共取代國民黨,成為大陸新統治者,國民黨敗退台灣,也自此展開「民國與台灣」的緊密結合。
「民國」與「台灣」,最早的近身接觸,始自二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但一場二二八事件,卻讓之前「台灣」對「民國」的想望,為之夭折;更讓「民國」寄居「台灣」之後的互動,為之布滿艱辛與猜忌。總之,這第一次接觸,是「民國與台灣」非常糟糕的歷史烙印。「民國」代表了顢頇、無能與殘暴。
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為鞏固統治基礎,一系列白色恐怖事件,甚至連外省菁英都為之噤聲且疏離。可見,很長一段時間,「民國」與「台灣」實在不是一組動人的創意組合。
弔詭在於,任何一個威權政府,之所以迥異於極權政府,乃在,威權政府必須以一定的政策施惠於特定族群或支持者,而不能完全寄望於恐怖手段,於是「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等拉攏農民的政策,以及,抑制資本家卻扶植民族資本家的對策,也相繼出籠,既構築了國民黨政權的超穩定結構,也替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開了一扇很大的窗口。而資本主義的溫床,不僅孕育眾多中小企業的崛起,白領中產階級與異議批判人士,更藉由這片沃土,獲得一代又一代的成長機會。
「民國」的威權性格,給了後來的民主發展於夾縫中鑽漏、喘息的契機。而共產中國的極權,則不斷製造了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再重複的消耗泥淖。一九四九年後,「民國」與「台灣」的接觸,一晃六十年過去。我們不能說「民國」有意帶出台灣的民主、開放,然而事實卻是,民主、開放在全球華人社會裡,唯獨於台灣開了花、結了果,盡管花卉不算完美,果實不能稱為豐碩,但「民國在台灣」,終究走出連中國社會菁英都不能不欣賞的自由與多元。
「民國」若沒有台灣這段奇緣,「民國」只是威權的笑柄;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命運,若僅存共產中國這一條單行道,「台灣奇蹟」毫無機會。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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