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千家駒

可憐寂寞窮途恨

憔悴江湖九逝魂

一九八八年十月，民盟舉行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我被中央文化部民盟支部推為代表。民盟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定要做兩件大事。一是修改盟章，二是選舉。這次大會對盟章修改，尤為敏感。

中午在京豐賓館剛吃過午飯，大家從餐廳出來，便迎頭碰上身著灰色中山裝的千家駒。我興奮地大叫：「千叔叔！」

他說：「你也是代表嗎？」

我點點頭，說：「千叔叔，聽說這次對（一九）八三年盟章的修改很有爭議，是嗎？」

「一會兒，你到我房間來吧。」說罷，他匆匆而去。

過了半小時，我輕輕走進了他的房間。

我見他住的是個套間，便說：「千叔叔，是不是要安排你當民盟中央副主席呀。」

他笑了：「你可真是章伯鈞的女兒呀！」並問：「你母親身體怎麼樣？」

我說：「最近不大好，發作過兩次心梗。」

「兩次了，你可要小心啦！好好照顧她，民盟的老同志提起李大姐都非常尊敬。」

我問起了修改盟章的事，剛才還在笑咪咪的千家駒，神情嚴肅起來。他走到我的跟前，說：「我和一些民盟成員提出在民盟盟章的總綱裡，應標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從歷史上看，民盟自成立之日就以『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為政治綱領的。聞一多、李公樸為此而犧牲，你的父親和羅隆基為此而蒙冤至今。半個世紀過去了，專制和愚昧所造成的血的教訓數也數不清。我們民盟作為一個民主黨派，在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在堅持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上，把民主和科學作為旗幟寫入總綱，難道錯了嗎？又有什麼不可以嗎？」

我說：「這樣做，有誰不同意？」

千家駒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繼續說：「你父親懂得什麼是民主，但有的人根本不懂。小愚，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千家駒說：「一九二七年宋美齡經過利益的權衡，嫁給了蔣介石。宋美齡是什麼人？出身上流社會，九歲被父親送到美國接受教育，前後一共待了十年。主修文學，副修哲學。英語無論說還是寫，都是一流的，達到母語水平。西方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可謂深入骨髓。蔣介石呢？來自社會底層，混跡市井。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個人修養、君子風度？新婚不久的一天，宋美齡外出，回來後發現放在寫字臺上的私人信函，統統被拆。她怒不可遏問老蔣：『我的信是你拆的嗎？』蔣介石說：『是我拆的。』宋美齡問：『你有什麼權利拆我的信？』老蔣說：『我是你的丈夫呀！』『流氓。』宋美齡說完這兩個字，連看都不看一眼，徑直回房關上了門。這門一關就是三日整──小愚，這不過是個故事，但它卻告訴我們民主與專制的區別是什麼。」

我大笑不止。

千家駒說：「你不要笑，專制者是不講民主的，也是不懂民主的。這就好比蔣介石私拆信件，並搞不懂為什麼宋美齡對自己發火、罵他是流氓一個樣。」

我擔心地問：「這次大會修改盟章，有可能真的把『民主、科學』重新寫進去嗎？」

「現在的民盟太讓人失望了。」他說這話，有如沉吟自語，且含一種恨恨之音，莫非對社會一進一退都有著極度敏感的他，已感到士子於亂世立身之難？

陡然，我衝動起來。高聲道：「能容許我不客氣地講一句嗎？」

「當然可以。」

「千叔叔，現在的民主黨派，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大障礙！」

千家駒悚然而驚。說：「你像你的父親，很像。」

眼淚湧出，再難克制，千家駒摸著我頭說：「都是做母親的人，還哭。」

我說：「千叔叔，我告辭了。您多保重。」

他送我出門，我說：「謝謝。千叔叔，今後我要向你學習。」

「不，」他很激動，揮著手臂：「小愚，你不要向我學習。要向你父親學習。他比我覺悟得早，還有努生（羅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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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一份贈閱的「世界經濟導報」，那是因為「導報」裡的一個叫邵瓊的編輯是母親的老友。自打第一期起，她就從上海寄來，並說：「這張報紙不同於官方報紙，是一群受盡苦難的知識分子自己辦的，看看吧。希望李大姐能喜歡。」豈止是母親喜歡讀，我們一家都愛看。我們最看好的是它的評論版。母親讀後說：「看了它，其他報紙都不要看了。」

四月，「導報」發表的兩篇文章，引人注目。一篇是溫元凱寫的關於政治改革。他提出二十三條改革步驟，其中有直選人大代表，建立憲法委員會，保護人權，司法獨立。有人認為文章裡面的諸多想法，成為後來「八九民運」政治要求的基礎。另一篇則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文章就像當年儲安平拋出的「黨天下」，驚天動地，雷霆驟鳴。這是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一個民主人士站出來批評現任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公開與共產黨方針政策唱反調，真是前所未有。難怪「新民報」老闆陳銘德對我翹起大拇指，操著四川口音說：「小愚呀，你們民盟真是了不起，有個千家駒。莫看他瘦弱單薄，那才是個慨烈男子、義氣丈夫呢！」

六月四日，天崩地裂，棟毀梁摧。千家駒所言很快應驗，國人所認為中共不可能倒退的事情竟然發生了！不管你到天安門是懷著激情、還是揣著野心，一律暴力掃蕩。文人，你們不是要「去工具化」嗎？這就是「去工具化」的下場。早先怎麼沒瞧見法西斯？法西斯就藏在黨性的底處，藏在人性的深處。於一夕之間，所有的政治生機，在暴力之下驟然斷絕，一切社會希望均化為烏有。難道只剩下子彈和坦克這一種選擇？固然，每個中國人都感受到來勢急驟的血腥震撼，但事實又分明告訴我們：極端手段是極其有效的。就像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引得日本人立即繳械投降一樣。再說，國人對領袖的態度和從前對皇上的態度一向沒有多大區別──也愛戴，也畏懼。愛戴的同時就畏懼。

一天晚飯後，全家照例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電視裡出現費孝通和其他民主黨派頭面人物慰問戒嚴部隊官兵的鏡頭。

母親臉色立變，霍地站起，直指這些老朋友影像說：「居然都去了，都去了！」

我大怒：「我不信，他們不去，共產黨會用槍桿子押著去！充其量不當那個狗屁主席、副委員長。都他媽的一窩粑蛋（即軟蛋、四川土話）。」

這次，母親沒有呵斥我說髒話。

第二天，文化團體的一些老盟員聚會，提起民主黨派慰問戒嚴部隊，個個無語凝咽。中央美術學院的一個老教授，雙拳緊握，失聲而呼：「恥辱，恥辱！我要退盟！」

隔了幾日，虛弱的母親讓我陪著她上街轉轉。到了建外大街，母親一眼望見建國門立交橋頭全副武裝的軍人，激動得嘴角顫抖，不能出一語。她在友誼商店的十字路口徘徊良久，一會兒低著頭細瞅那坦克碾過的條條履痕，一會兒仰著頭瞧那華僑村公寓牆壁的累累彈痕。半晌說了一句：「日本鬼子進城（北京城）也沒這樣。」

回家後的母親，沈默至深夜。我說：「媽媽，咱們該睡了。」

突然，她對我說：「請克郁（我的丈夫）也過來，我有話講。」

克郁悄悄對我說：「媽媽白天受的刺激太深，你要當心她的心臟。」

我答：「知道。」

人落座，表情嚴峻的母親，毅然道：「有件事我告訴你們。克郁，明天上午你去買兩桶汽油回來。下午，你們拿著它，陪我去天安門。伯鈞一輩子為民主而戰。今天，我無法在這樣反動的政權下討活。我做了決定，要自焚在金水橋前表示抗議。八十多歲的人，早晚都是個死。我這樣死，還有些意義。」

我大慟，大喊：「媽媽，我們一起死！」一頭撲倒在母親懷裡，雙膝跪下，心膽俱裂。

克郁熱淚瑩然。他竭力自抑，告訴母親：「那晚槍聲響起，坦克從建外大街穿過，我和小愚抱頭痛哭。我也是不怕死的，家裡也有現成汽油。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拿著它能走到天安門嗎？我們的抗議行動能實現嗎？」

母親聞言，垂首弗應。

「可憐寂寞窮途恨，憔悴江湖九逝魂。」四周萬籟俱寂，窗外明月如水。

（摘刊自時報出版新書「這樣事和誰細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