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繪畫才能外,畫家也需兼具優美的書法與文字的涵養。心到筆隨,詩文允於畫境,並以書法統攝筆墨,三者交相映發,使畫韻和境界更臻完美。

詩、書、畫、印在傳統中國畫裡的關係緊密,並隨著時代更迭各有不同的開展,勢所必然,是無庸置疑的。其中從技巧的角度觀察,又以書法為關鍵。

唐代王維能詩擅畫,令蘇軾讚嘆:「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這是文學與繪畫的契合。蘇軾亦善書畫,乃北宋四大書家之一,力倡畫要有士夫氣,需闡揚文人高貴氣質,而此繪畫觀直到元代趙孟頫方真正落實。趙氏在一幅〈二羊圖〉上題云:「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為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餘氣韻有得。」(美國華府弗利爾美術館藏)書畫文辭,完美融合。不容忽視的是,這則題識開啟畫家於本人作品上題句闡述創作的緣由,之後元代畫家常在自己或他人作品題詩歌詠。當然,先決的條件是除了繪畫才能外,畫家也需兼具優美的書法與文字的涵養。心到筆隨,詩文允於畫境,並以書法統攝筆墨,三者交相映發,使畫韻和境界更臻完美。

降至明代,此風尤勝,品評作品的優劣,不僅止於畫而已。是故,畫者不再斤斤追求技巧,反趨向尋索意境的提升。如明初文人畫家王紱的〈鳳城餞詠〉(台北故宮藏),技法雖承襲前人,主旨則側重送別圖意,題識者皆一時俊彥,畫上十二人詩題內容,皆圍繞在友人於晚秋時節離京還鄉,歸隱松江的別愁與思緒。至此,書法和文學的地位在畫面上愈形重要,作品的內涵與書、文已然無法割離,這是繪畫史發展之必然。

更進一層,可舉沈周六十六歲的〈夜坐圖〉(台北故宮藏)深入觀察。步入老年的沈周於靜寂寒夜中,轉惻難眠若有思緒,起而為文,後以俊雅的書法、純熟的畫筆構築成一幅怡人的畫面。此幀書畫和璧,各居畫幅之半,因文得成其畫,而以書法串結貫連,使書、畫、文三者合為一體。設若沈氏無純熟的書畫技巧,即無如此勻整悅目的畫面,無文翰的學養則此記難以雋永成篇,而最終匯歸於其豐富人生的閱歷,聚合融揉,使書畫文辭更具深刻的意義。

儘管史載元代王冕以乳花石治印,開啟文人畫家鐫刻自用印的風氣,然而直至百餘年後,明代文彭、何震才將篆刻藝術推至高峰。承此遺緒,清初碑學大興,以刀易筆,促使篆刻家輩出,且大多數創作者皆詩書畫印間參。循序發展至清末,書畫和篆刻間生發最直接的關聯,如以北碑擅長的趙之謙,將流暢的書法線條直予移化在治印和繪畫上,孕育出富有金石氣的新風貌。受趙氏啟迪的吳昌碩,以大篆〈石鼓文〉凝重筆意,熔鑄書法之筆於金石之刀,豐富了畫筆,趣味高古雋永,而三者實以書法為基點。民初黃賓虹亦承襲此風,以金文筆法入畫,帶有濃郁的古樸金石氣息。繼之而起的是齊白石,將〈祀三公山碑〉的筆法融於刀筆治印、畫畫。此際,詩書畫印已然合為一體,綿密相連,創造另個高峰,締造嶄新的藝術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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