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臧棣

有時候我一不小心就會把臧棣和詩人西川混同為一個人，在我的感覺中，他們好像是詩歌兄弟，每見到西川時，我要先想一下，這是不是臧棣，而見到臧棣時，我也要先想一下，這是不是西川。其實他們是那麼的不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我想過，這種感覺不僅源於他們被當作知識分子寫作的一群，還因為他們的詩歌文本所呈現的智性和優雅，他們是有教養的詩人。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出現過不少有教養的詩人，他們集翻譯、創 作、批評於一身，閃爍在一個人體內的幾種光芒，相互滋養和映照，像發光的星斗跟隨著這個人從一片天空滑行到另一片天空。這種多光源富集一人的現象，現在已經很少見到了。

有不少人認同這樣的觀點，即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綠。但是在臧棣這裡卻相反，我喜歡讀他的理論更甚於讀他的詩。這並不是說他的詩不好，恰恰相反，他的詩歌實踐正是基於他的詩歌理念的實踐，而他的詩歌理念，正是我訴諸於感覺經驗而未能道出，卻被他用親切、感性又雄辯的思考結晶而出，並娓娓道來。

我從不認為理論或主張是灰色的，其實，即使是灰色，又有什麼不好？尤其在今天，灰色是一種張力之後更具彈性的力量，灰色是一種更具包容性和寬懷的力量，因而也是更具控制力的力量，包容和寬懷，不正是詩歌的精神嗎？

曾經有人問臧棣為什麼而寫作？他的回答是「為神祕的友誼而寫作」。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傲慢又妙曼的回答。我很贊同。因為這也正是我的詩歌訴求。迄今為止，我的所有詩歌也是為「一個人」而寫，你可以說這「一個人」是「人類」，也可以說這「一個人」就是「某個人」，你可以說這「一個人」是「大地」，也可以說這「 一個人」是「天空」。詩人要有自己的「詩歌抵達」，有人抵達大眾那裡，也有人只抵達自己的理想彼岸。你不能說抵達大眾那裡就是好的，而抵達一個人那裡就是不好的。

前兩年臧棣有一句驚人之語：「詩歌就是不祛魅！」他遭遇了許多寫詩的人反對。因為那些主張詩歌「祛魅」的人以詩歌回到常識自居，津津樂道所謂的詩歌的「常識」。臧棣在《詩歌反對常識》中呼籲：「詩歌沒有常識，只有關於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實。比如，詩歌不是用常識來工作的，詩歌用想像力來工作。」

他甚至說：「由於歷史的沉痛，詩歌是被逼迫著向所謂的常識靠攏。」

我認同此說。這可不僅僅是一種批評，而是他的理性思考和歷史追問，他說： 「昔日，人們要求詩歌服從政治，充當歷史的工具，而今，又要求詩歌參與對神話的清除。現代人為詩歌設定了一個文化政治任務，就是詩歌應該積極地捲入到現代的祛魅運動之中。不僅參與其中，還要充當祛魅運動的先鋒。而詩歌的祛魅又被簡約地歸結成反烏托邦、反神話、反浪漫主義。祛魅就是回歸到日常經驗，回歸到常識，回歸到普通人的身份。也許，從詩歌與題材的關係上，從詩歌與修辭習性的關係上看，這些主張都有其合理的出發點。但我覺得，當它們成為一種文學時尚後，卻也造成了對詩歌的基本使命的遮蔽。日常經驗只是詩歌寫作的起點之一，它不應該是排他的。我們書寫詩歌，閱讀詩歌，體驗詩歌，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想通過詩歌獲得一種生活的常識，而是渴望通過詩歌獲得一種生命的自我超越。」

由此，他幾乎站在了詩歌當代精神圖景的對立面。但是，這是臧棣的立場。這，也是我的立場。

有時候我會作這樣的假想，當代詩歌作為一個精神整體，如果從它的身上切下一小塊切片，放在醫學的顯微鏡下注視，我們會發現，今天幾乎所有的讀者和詩人不謀而合地捲入了一場「詩歌的共同性」中。詩歌已經不再孤獨，詩人從接受物質待遇的那一刻開始，就拒絕了孤獨。詩歌不再是獨立詩人的訴求，詩歌成為了倣效的大眾。詩歌，這顆文學皇冠上的明珠，變成了草葉上的露珠甚至車輪後的飛塵，在世界詩壇上，中國當代詩歌呈現出這樣的標本，是不是一種進步呢？

也許，我們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們需要記住的是，我們當中有誰更獨立，有誰更邊緣，有誰比我們更孤獨，而不是誰的名氣更大。因為所有的評價只能來自時間，來自後人。在這一點上，我與臧棣又不謀而合：「在我們的時代，詩歌的孤獨尤其珍貴；沒有詩歌的孤獨，我們幾乎不可能想像心靈是可以溝通的。」

我常常覺得臧棣像一名園林工人不倦地伺弄著他理想的詩歌花園，一手拿著筆桿，一手拿著鏟子，站在清晨裡沉思。他說他總在清晨寫詩，而且是在一個朝向東方的屋子裡，因為他要面向東方。日常生活中的臧棣是蠻可愛的，他說他喜歡瑜珈，喜歡旅行，還喜歡烹飪呢！

我經常做瑜珈以鍛煉和自娛。但我實在無法想像，一個像臧棣那樣高大的男人如何做瑜珈，因為瑜珈是一種柔軟優美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