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別喜歡作者說的:「談設計,腦袋比口袋重要。」這也正如我近年倡導的「軟實力」(soft power),因為「軟實力」就是在「比腦袋」;那些要增加硬實力(hard power)的人,是在「比口袋」。

所以,如果要我在企業家與創意人之間做選擇,我所嚮往的,當然是「創意人」。

21世紀是全球化的年代,一個社會不能只靠自家培養的人才,一定要以開放的態度與政策,向全世界引進人才「借腦袋」。《創意姚言》書中就特別提到「杜拜經驗」,阿聯只是人口450萬的小國,阿聯政府不競購武器,不做金錢外交,但他們打開大門,讓他國的人力、腦力、財力、物力自由進出阿聯,讓阿聯擁有成為中東「觀光、金融與運轉中心」的實力。

這正是「借腦袋」,大量的引進創意。一個現代社會最可怕的心態是:不在乎與世界脫軌;一個現代國家最淒涼的場景是:國際機場少見到外國人。

作者姚仁祿的創意常讓人驚豔,全書貫穿他對創意的各種自述、引述及闡述。讀完這書,不只上了一堂創意的課,閱讀的過程更是樂趣無窮,因為它使你沉思,使你自我懷疑,使你豁然開朗,使你意猶未盡。

企業軟實力 與世界接軌

台灣企業要驕傲地現身於世界舞台,只有走一條窄路:「與世界接軌」。這是指企業要與世界上先進國家已出現的高標準、高規定、高典範銜接。這個銜接的過程有3:1.咬緊牙關,迎頭趕上;因此可以不再落後。2.突破轉型,並駕齊驅;因此可以平起平坐。3.價值創新,開創藍海;因此可以獨佔鰲頭。

多年前我曾提出一個觀察:「台灣最缺的不是人才,是人品。」同樣的思路,使我感覺到:「台灣企業不缺各種獎項,獨缺企業社會責任獎。」

所謂企業責任,它要求企業重視倫理、品德、環境、股東權益、員工尊嚴、供應商規範、消費者權益、社區參與、財務資訊披露,以及對利害相關人的責任等。因此,這些可貴的企業,不是在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是在追求企業利潤與社會責任的極大化。這也是西方國家中,企業要追求的「三P」—Profit、People、Planet(利潤、人民、環保)。

我們鼓吹以及持續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獎」,就是希望台灣的企業:1.能與「世界標準」接軌,超越當地環境中的小我滿足。2.能與「楷模經營」接軌,超越正派經營的最低要求。3.能與「永續發展」接軌,超越企業獲利的單一目標。打破這種「小我滿足」、「最低要求」、「單一目標」,就是要開創台灣企業宏觀世界、胸懷壯志的大格局,就是要變成世界級的一流企業。

一個社會的進步,除了內部自省的力量,有時更需要外來的刺激。在全球化衝擊下,開發中國家常常不得不咬緊牙關順應潮流,從智慧財產權的遵守到國際污染標準的改進。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要求,構成經營的壓力,但也變成了脫胎換骨的動力。

台灣的出路 提升軟實力

台灣在被邊緣化的國際大環境中,自己千思萬慮之後,唯一可以突破的出路,就是全面提升自己的「軟實力」──以吸引力呈顯台灣的實力,以實力來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哈佛大學奈伊教授在1980年代末提出hard power與soft power的概念。硬性實力在使用時容易產生負面力量,如依靠軍事力量來摧毀對方,造成佔領及傷亡,美國對伊拉克的動武即是近例。軟性實力則是一種正面力量,展現在制度組織上(如民主、法治)、生活方式上(如多元、開放)、政策推動上(如環保、消滅貧窮)、文化的分享與互動上(如藝術、音樂),因其展現了吸引力,使別人樂意仿傚、學習、嚮往。

硬性實力(如武器採購)費用龐大,有時沒有嚇阻敵人,先拖垮了自己財政,並且會產生支出上的排擠效果(前蘇聯即是一例,我們也面臨了嚴峻考驗);軟性實力(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常常靠民間的自身投入,產生了良性的擴散作用,增加了別人對台灣的好感。

當史達林嘲笑:「羅馬教皇有幾個步兵師?」教徒回答:「梵諦岡統治世界,從不倚靠軍隊。」這是知識與智慧的分野,這也是軟性實力表現的極致。

台灣人民應當把有限資源,不再追求那些沒有結果的議題。台灣人民應當集中力量,來提升軟性實力,把台灣變成亞洲沒有煙硝的人間淨土。

我們要呼籲,政府的注意力與資源應從政治與軍事層面轉向社會面與文化面。大家共同推動「全面提升台灣軟性實力」的大工程,創造一個「吸引力之島」。

這個吸引力要表現在6個方面:1.創造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2.創造有優勢的工作環境,3.創造有特色的教育環境,4.創造有品質的生活與文化環境,5.創造有品味的旅遊環境,6.創造能永續發展的環境。

台灣如果真能創造那6個大環境,不僅立於不敗之地,更能立足於國際社會。事實上,令人嚮往的北歐、瑞士、紐西蘭,甚至新加坡等小國都是依靠軟性實力,受到世人稱讚。

提升軟性實力的終極目標,就是把台灣變成一個吸引力之島。只有政治人物覺醒,全民熱心參與,台灣才會有美麗的明天。這是台灣在被邊緣化中可以最後一搏的選擇。提升軟性實力,沒有陷阱,只有機會。(本文摘自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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