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濱來台灣的第一件公開露臉的行程,就是擔任「八八水災」紀錄片徵案的評審,在聆聽紀錄片提案後,給予建議,並選出一部接受CNEX補助、明年可在金馬影展放映的紀錄片。

「紀錄片不同於新聞,要有故事性和自己的風格。」杜海濱以過來人的經驗,給這些提案人建議,並笑說,他曉得提案這件事有多磨人,因為他自己曾在台上向CNEX提案,也經歷過這樣的痛苦。

當年,杜海濱以《傘…》這部紀錄片,向CNEX提案,當時他心中只存著拍攝農村問題的念頭,具體操作並不清楚,於是含糊地提了一個囊括改革開放後各階層人民生活的想法,並且表示:「就算沒有錢,我也會完成它。」那堅定的語氣,和八八水災紀錄片的提案人一般,他們也這麼說:「就算CNEX不補助,也得完成。」

影像的社會責任

這是紀錄片導演們扛在肩上的「社會責任」。在拍攝《傘…》的前一部作品《石山》時,杜海濱意識到並開始強調這一點。當時,他看著北京郊區那群來自東北、做著敲石工作的農民工,日復一日地做著枯燥無聊的工作,卻在其中展現了勞動力之美和生命。當媒體描述這個國家處於盛世,但卻漠視這些人的犧牲貢獻時,讓杜海濱特別想為這樣的群體發聲,希望透過影像為他們做點事,這就是他所說的社會責任。

但杜海濱最初拿起攝影機,只是為了想「說故事」。喜好繪畫的杜海濱,從圖片攝影中找到了圖像的震撼力,從而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系,偏好紀實攝影的他卻也發覺,他的照片即使配上圖說,卻無法表現人物生動故事的萬分之一,沮喪時,在課堂上看到了紀錄片,發覺這個媒介不僅接近他的專業,也能表達他的想法,「就這麼順理成章拍起了紀錄片。」杜海濱說。

他拿起姊姊送他的Hi-8攝影機,拍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竇豆》。「拿攝影機和照相機不同,相機可以在街上抓拍,但剛開始拿攝影機,只能藉著拍攝自己的生活與好友,來熟悉這項陌生的技術。」於是,一位和他一起從陝西到北京求學的朋友,就成為他練習的主角,拍攝他的生活,其實也等於拍攝自己:「那年紀的我們,處在一個茫然期中,不知道何時可從男孩變成男人。」

《竇豆》後來被賈樟柯帶去參加日本的山形影展,而杜海濱的同學的作品在影展中獲獎,這個好消息讓振奮了他們:「我以為電影節的好電影,都要使用膠片、用昂貴的攝影機去拍。但我們使用重複拍攝的帶子拍出來的粗糙作品卻獲得肯定,說明了比起技術,人們更關注的是內容本身。」杜海濱表示,他們顯然都還是不足的,但影展的評審願意先讓他們有自信,讓他們有機會改變拍攝的想法和狀態。

不想重複傷痛

2000年的過年前,杜海濱幫賈樟柯拍《站台》,在選景時,看到了一群流浪漢在鐵道邊煮麵,他好奇上前聊天,聊得熱切時,他自然地將攝影機拿出來拍,留下了一些記錄。回到學校後,同學看到了這些影像覺得有趣,鼓勵他將這些影片整理一下,他粗剪了兩個月後,播放給同學們看,引起熱烈討論。當時,杜海濱正逢畢業前夕,人生去向困擾著他,有次趁著返鄉應徵教職的途中,探訪這些鐵道邊的流浪漢,讓他再次感受到影像的魅力,而決心繼續拍片:「這時候是夏天,樹木青綠,而熱浪襲來的那種影像質感,是照片沒有辦法表達的。」杜海濱繼續拍攝這些流浪漢的故事,成了《鐵路沿線》這部作品。

2001年,在《南方周末》和北京電影學院合辦的中國第一屆獨立電影節上,《鐵路沿線》打敗《南方周末》首推的《盒子》,得到優勝。而這個電影節因故被有關單位警告,於是,原本該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頒獎

(文轉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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