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龍應台以《1949大江大海》取得兩岸一甲子的世代話語權時,一位三十歲的台灣導演則以紀錄片《我們》,提出了這個年輕世代對藍綠衝突和兩岸關係的疑問:「我們是誰,我們到底怎麼了?」

記錄兩岸歷史轉折處

這位導演名叫鍾權,1979年出生的外省第三代,22歲時獨自赴北京工作、求學,2006年自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他,完成了一部「從大陸看台灣」的紀錄片,名為《台北京》。作為北影首位專攻紀錄片的台灣學生,面對當時兩岸政治情勢緊張、但文化交流熱烈頻繁的狀況,自覺應坦承自己的情感,發揮自己的優勢,他宣稱將用攝影機「記錄兩岸在歷史轉折處擦出的動人火花」。

鍾權的確有優勢。在台灣,紀錄片主題極少涉及兩岸,有的也只是談「老兵」或是身世追尋;在大陸,紀錄片的主旋律則是農民工、邊緣人,鏡頭不會跨越海峽。而鍾權這位在北京唸書的台灣學生,表明對尋根冷感,也對中國社會議題沒興趣,儘管他融入了中國,享受北京生活,但他仍清楚其情感歸依仍是台灣。所幸,他的指導老師非常支持他,鼓勵他保留原有的特質與身分。於是,他拍起了屬於他這個世代才有的「兩岸」,也從自身的中國經驗,折射出他的台灣。

有一次,鍾權的大陸同學問他,為何台灣人總愛講自已的地方爛,「明明你們台灣人都過得都比我們好。」這位同學的老家在安徽合肥,到處都是礦場與工廠,居住環境不佳,但他介紹起家鄉,都充滿自信地列舉出四周的名勝古蹟,絕不提家鄉的缺點,畢竟缺點自已知道就好。因此,這位同學不解,台灣人為何總是「唱衰自己」。這番話讓鍾權開始省思自己故鄉的優勢,於是決心以文化為題材,呈現「台灣的驕傲」。

從台北到北京

婚紗產業即是其一。台灣的攝影師和化妝師在對岸非常搶手,價格行情往往是大陸攝影師的兩倍,鍾權便以此為起點,拍攝了《台北京》的「過客篇」。鍾權的鏡頭隨著一對在台灣人所開婚紗店拍婚紗的新人,回山西農村舉行婚禮。大喜當天,正巧遇上前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村民盯著電視看,一方面好奇打量這位村中首見的台灣人。除此之外,片中還記錄了一群張惠妹的歌迷,如何瘋狂追星,顯見台灣流行文化的魅力驚人。

除了「過客」,《台北京》還有「比賽篇」,記錄了2004年中日足球賽、同年雅典奧運,到2006年世界經典棒球賽中,東亞各國代表隊場內交戰,而球迷卻在場外激起另一種火花:如何面對輸贏,又會為誰加油?國族認同與情感的界線,在此時表露無遺。

「當我在東京巨蛋看到中華民國國旗時,感動到都快哭了。」在北京待了八年的鍾權,許久不見國旗,在異鄉看到大幅國旗,心中的激動無法言語。於是,他開始追尋起這些「異鄉的國旗」──為了替那些在國際比賽場合孤獨奮戰的運動選手加油,許多台灣人組成了加油隊,拿起加油棒揮動國旗。鍾權跟著他們,拍下了《我們》。

記錄矛盾與認同

但紀錄片拍攝的魅力,正是在於導演無法掌控情節的發展。原本單純記錄台灣加油隊的工作,在2008年遇上了轉折。該年,正逢總統大選,加油隊不論對外如何支持中華隊,面對各自不同的政治傾向,終是無法妥協,加油隊隊員各有支持的政黨和候選人,而隊長李昆霖和楊蕙如的公開表態,也讓加油隊的內部矛盾轉烈。總統大選後的夏天,公開挺謝的李昆霖和楊蕙如前往北京為中華隊加油,卻被以「恐怖分子」之名遭到遣返,為他們拍紀錄片的鍾權也遭到跟監,拍攝工作因而蒙上陰影。中華隊屢屢失利,更加深了加油隊的失望。同年底,陳雲林來台灣引起的紛爭,擴大了內外的衝突矛盾。《我們》戛然而止,拋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到底怎麼了?」

作為一個在大陸生活八年的外省第三代,只見鍾權解釋其認同的身影,多次穿插在影片之間,不停地去解釋自己,解釋那些貼在他身上的符碼和標籤,去放大置於自身的矛盾衝突,也強調了「我們」這一代難以掙脫的桎梏。鍾權在《我們》首映之前寫下一段回應龍應台《1949大江大海》的話:「倘若如同龍應台女士說,當雙方看到彼此隱忍不言的傷時,還會有戰爭嗎;那我想說,當我們看到了台灣青年這代之間彼此的矛盾、疑惑、愚昧,甚至遙不可及的統獨想像,是否也更能知道彼此,並接納對方,凝聚更多的『我們』。」他因此拍出了「我們」這一代想努力的目標、想拒絕的政治操弄,以及想更加確認的「我們」。

鍾權自認拍了部不討喜的「政治紀錄片」,也時而自責於將自己困於險境中,但是,和熱血的台灣加油隊相比,他認為自己同樣也以紀錄片來展現「愛台灣」的認同:「畢竟,拍紀錄片多辛苦啊。」鍾權一臉認真地說。如同他在《我們》首映前所說,「那些年獨自的兩岸體驗,就是我創作的力量來源。」他不僅僅見證了「兩岸在歷史轉折處的火花」,也為兩岸紀錄片推進了更廣闊的視野與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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