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美人權藝術園區日前發生藝術品遭破壞事件,昨天藝文界和人權團體舉辦座談,從裝置藝術爭議探討景美人權園區的定位,與會者嚴正批評文建會,應該以人權做為園區規畫的主軸,避免兩者的衝突,林濁水、鄭村棋等人均到場關心。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吳乃德舉法國電影《我控訴》的情節,一個人夢到世界大戰的犧牲者從墓地走出來,回到家鄉想知道他們的犧牲對家鄉造成的影響,不料看到的卻是人們忙著瑣碎、無意義的事情。

吳乃德說,那些人權遺址、人權博物館,是刻意召回過去受害者及死難者,對死難者來說,他們甚至想問:「我們的犧牲有沒有收獲?」「為何容許我們受傷?」遺址是對未經歷苦難的人安慰、救贖之地,如何布置、創造場景相當重要,台灣缺乏處理威權遺址的經驗,這次是讓大家省思很好的機會。

研討會主持人之一的藝術家湯皇珍指責,文建會要為藝術品被破壞的事件負最大責任。湯皇珍說,這起事件演變成藝術人要贊成游文富、人權支持者要贊成陳嘉君,因此引起對立、分化。

她認為,從園區改名到園區的定位、空間利用、規畫就能看出,文建會是這起事件的縱火犯,利用藝文界活動空間長期不足的困境,繞過人權主體,讓景美園區的規畫比照華山藝文特區;然而兩者定位不同,文建會應讓園區規劃回歸人權主體,否則永遠都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提出思考,陳嘉君為何以破壞藝術品表達訴求?游文富為何要創作這些作品?實地走訪現場的人就會知道,游文富的作品想揣摩失去自由的心境,而陳嘉君做為受難者家屬的立場,當天的舉動其實也別無選擇,因此可以說這起事件注定會發生。

黃長玲批評,文建會對園區的規畫夾雜了商業考量,她提醒文建會,「跟人權相關的議題,沒有素材不足的問題,」政府想活化園區,想法不能如此狹隘。

竹圍工作室負責人蕭麗虹表示,國外有很多人權和藝術結合的展示空間,政府應該要理解文化和受害者不應該對立,應多研究空間的利用。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陳佳利說,展場的空間特質相當敏感,政府應思考空間特質,還有展覽空間配置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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