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民警高作喜,因越級上訪引來上級不滿, 竟遭私下注射不明藥物後,被強送精神病院。目前,呼倫貝爾市檢察院已立案調查此事。

今年41歲的高作喜,是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公安局大興安嶺農墾分局下轄東方紅派出所的民警。2年前的一個夜晚,高作喜在分局值班室,被6個人「包圍」,其中4人是民警。在一陣慌亂下,高作喜被注射不明藥物,等他醒來,已身在精神病院裡。

《新京報》報導,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在分局值班室裡,一邊看電視,一邊和分局的法制大隊長鄧毅聊天。與此同時,2樓會議室裡,局長徐晨銘、副局長張強、李寶全等人也正召開局領導會議。

約莫8時,會議接近尾聲,一樓值班室的門被撞開。4名民警和2個陌生人走了進來,6人衝上前一把抓住了高作喜。其中一人拿出針筒,向他注射不明藥液。

一陣慌亂中,高作喜隱約注意到,大隊長鄧毅一直坐著沒動。有個念頭瞬間清晰,他覺得自己已落入了一個局。接著,他很快地失去了意識。

被圍毆卻等不到同事支援

此事應從4年前說起。2005年6月14日晚間,派出所接到報案,聲稱有人鬧事,高作喜與同事張振勇隨即出勤辦案。後來,張振勇帶了2個人回所裡問訊,高作喜獨自留在現場。但隨後竟來了一批人圍毆高作喜。高作喜回憶說,過程中他先後4次撥打分局的值班電話,卻一直等不到同事的支援。

因為輕微腦震盪,高作喜在醫院裡住了9天。出院後,他向所長馬春生要求申報醫藥費,並追究肇事者責任,馬春生卻表示,追究肇事者,歸分局管。於是,他又找上時任分局政委的韓金樁。韓金樁認為,這是治安案件,還是應由派出所領導處理。在高作喜看來,所領導與局領導是在「互踢皮球」。

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那段時間,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悶酒。被打1個多月後,高作喜又找上韓金樁,雙方交談不歡而散。高作喜說,當時他表示,再不解決問題,他只好到市局去反映;韓說,你願到哪告到哪告。這話未得到韓金樁證實。可以確定的是,高作喜的告狀路,開始了。

遭長官排擠 成抑鬱的訪民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一個讓他滿意的回覆。呼倫貝爾市公安局長高蘇和批示:這是近年來唯一的一起民警在執法中被打案件,要從強化執法力度、維護民警權益的角度,查明此案。很快地,分局成立了專案組。2005年9月9日,帶頭打人的何四民被刑拘。

但接下來的發展卻讓高作喜很意外:所長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但是,高作喜並沒有答應。高作喜說,後來分局領導也多次找上他,希望能「私下和解」了事。這讓他感覺壓力越來越大,後來他答應了。在莫力達瓦自治旗檢察院工作人員公證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與何四民的哥哥何愛民達成協定,何家賠償人民幣1.3萬元醫藥費,高作喜不再追究襲警一事。

但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高作喜開始遭到了正副所長排擠。開會沒人叫他,聚會活動也不通知他,甚至沒人派工作給他。高作喜的同事葉成江說,東方紅派出所民警不到10人,當時大家都知道高作喜與所長們有紛爭,也沒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竇豔敏說,自從高作喜被打後,就陷入抑鬱狀態,每天都睡不著。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協和醫院診斷處於抑鬱、焦慮狀態。

同年10月開始,高作喜陸續寫信給市、自治區及公安部,舉報自己遭毆打還被要求私了之事,並遭到所長排擠產生抑鬱。就此,民警高作喜,正式成為了一名訪民(陳情民眾)。

開會討論 強送入精神病院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長徐晨銘的電話,說局黨組將開會討論如何解決他的問題。當日晚飯後,徐晨銘讓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黨組意見,並讓法制大隊長鄧毅陪著他。當晚8點,當高作喜在看電視的時候,局黨組確實在開會,只不過議題是:強送高作喜入精神病院。

齊齊哈爾市第二神經精神病醫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緒寅回憶,當時,他們接到了農墾分局副局長張強的電話,說該局有一名嚴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醫院配合採取強制措施。

高緒寅表示,徐晨銘告訴他,高作喜多次揚言要殺人報復,分局已請示了公安部、自治區公安廳,批示可強行送治。徐晨銘出示了一份鑒定書,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醫院為高作喜做的鑒定,結論為「神經症」。

赤峰安定醫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說,神經症的症狀為抑鬱、焦慮間或產生臆想, 「很常見,一般不會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她是幫高作喜做鑒定的三名專家之一。

(文轉B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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