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詩人昌耀深懷敬意,一是因為他17歲就參加抗美援朝並負傷致殘,二是因為1957年那場反右運動他被光榮地打成了「右派」。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當代詩人中最窮困潦倒、最憤懣孤寂的詩人,除了昌耀,恐怕再別無其二了。關於他,有兩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想來仍心酸不已。

1994年12月,我收到了在深圳舉行的「第二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的邀請函。赴會之前,我曾向主辦者打聽與會詩人的名單,有白樺、徐遲、綠原、邵燕祥、 舒婷、李小雨、傅天琳,也有臺灣詩人管管、洛夫及雜文家柏楊和他的詩人太太張香華等,聽說昌耀也應邀出席。

12月23日下午我們在深圳遠東大酒店報到的時候,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詩人已陸續到達。但我沒有看見昌耀的身影……直到後來聽主辦筆會的負責人說起,才知道昌耀因為他所在的青海省作協不能給他報銷車旅費而放棄了參加這個筆會。聽了這話我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昌耀竟然窮困到這樣的地步啊!我知道詩人從來都是貧困的,但改革開放已那麼多年,市場經濟使很多地方摘掉了窮困的帽子,可是昌耀所在的西部邊陲青海,依然還是那麼地窮困,我想,窮困單位的詩人恐怕是很潦倒的。由此,我對昌耀有了無法改變的印象,在一個能夠致富的年代,他依然是一個窮困的詩人。

先生朱子慶經營的「七星書舍」,曾上架過不少詩人讓我們代銷的自費詩集。這些詩人把詩集放在書店就走人,從不過問究竟賣出了多少本,一般說來詩集很難售出,是可想而知的。記得1995年冬天,我的朋友唐軍拿來一包昌耀的詩集《命運之書》,告訴我們這是昌耀多方籌錢而自費出版的詩集,而且每本都有詩人的親筆簽名,希望我們為他代銷一下。這使我們深感榮幸,於是就把昌耀的詩集擺在書店最顯赫的位置。說來也奇,本來那些自費的詩集在我們書店都不好賣,但偏偏昌耀的詩集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賣完了,我們很替昌耀高興,把全部售款請朋友轉交給了他。現在我們家的書櫃上保存的《命運之書》,就是這次奇遇留下的歷史見證。

還有一事也頗值得一記。1998年秋天,我責編的「芳草地」版面開闢的詩歌專欄很受讀者喜歡,我經常給國內的詩人打電話約稿,一天,我給遠在青海的昌耀打 了一個長途電話,我一報出我的名字,電話那邊的昌耀說:「馬莉,我讀過你的詩……只有詩人才會想方設法為詩歌尋找出路,也只有詩人編輯才會不計較發行量在 自己的版面開詩歌專欄,報紙有一個詩人當編輯,詩人就有福了!」昌耀說得極其認真而嚴肅──類似這樣的話綠原先生也說過,我聽了很受感動。但是這個詩歌專 欄壽命不長,第二年就被取消了。我在電話中告訴了昌耀。他沉默了一下,說:「因為你們的主編不是詩人。」我說是的,我們的主編從不寫詩。他又重複一遍說:「因為你們沒有一個當詩人的主編呵……」這話痛切入骨,至今言猶在耳。

2000年春天聽北京來的詩友說起昌耀,我們知道他身患絕症住院了。不久後的一天,又聽說他無法忍受病痛的折磨,跳樓自殺了,這一天是3月23日。聽到這樣的噩耗,我深感痛惜。我看見不少媒體報導了這一消息,但我沒有立刻呼應,我在想,我要怎樣做才能做得更出色些?我要怎樣做才能比所有媒體的悼念都更為深切?……在昌耀逝世100天的時候,我在我的版面上作了「百日祭」,用整整一個版面來悼念他,我的大標題是:「紀念一位詩人」。我在家中的書櫃裡找出他的三本詩集:《命運之書》、《昌耀的詩》、《昌耀抒情詩集》,我還找到他的一張照片。選發他詩作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激盪的,被詩人籲請的沉默大地忽然發出應和,隆起的奇峰、雄渾的高原、嚴寒的山川、蒼涼的河流和森林……紛紛前來與詩人共鳴:

我從白頭的巴顏喀拉走下。

白頭的雪豹默默臥在鷹的城堡,

目送我走向遠方。

我老遠就聽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馬車。

我輕輕地笑著,並不出聲。

我讓那些早早上路的馬車,

沿著我的堤坡,魚貫而行。

那些馬車響著刮木、像奏著迎神的喇叭,

登上了我的胸脯……

我沒有去過青藏高原,但彷彿置身其中,置身昌耀的精神故鄉……,我覺得只有這樣做才是紀念昌耀的最好方式。在紀念專版的上方,我滿懷深情地寫了如下編者按:

我們在這裡用一小塊版面來紀念一位詩人。

為什麼要紀念一位詩人?這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因為詩歌在今天的時代似乎是被人們遺忘的,人們在熱鬧與浮躁中似乎再也沒有耐心閱讀詩歌了,就連寫詩的人都要奮不顧身地為自己的發表出版像變戲法似的吶喊並爭得一席之地。因此,詩歌在今天這個喧嘩的時代,無法逃脫沉默的命運。

但是,我們紀念一位詩人難道僅僅是因為詩歌的命運如此不濟嗎?難道我們這個時代還缺乏詩人嗎?我們這個時代其實一點也不缺乏詩人,缺乏的只是像他這樣虔誠的詩人──一位從不需要用各種包裝來兜售詩歌的本色詩人,一位從不需要借用諸如『著名』、『偉大』等漂亮言詞來為自己貼金的真誠詩人,一位除了傾情於繆斯此外心無他用的詩人。

我們紀念這位詩人,他叫昌耀。他剛剛離開這個世界100天。他的一生是窮困而沉默的。他用他的一生維護了他的詩歌尊嚴。雖然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對於一個詩人而言,只有他的詩歌才能證明他的存在價值;他的優秀與不朽也只有(惟有)通過他的詩歌才能證明。

我們紀念詩人,我們要記住他的名字。我們紀念詩人,願詩人的靈魂安息。

我清楚地記得,副主編錢鋼審畢這個紀念專輯並把大樣交還我時,他的目光是沉重的。他只輕輕說了一句:「編者按寫得很動情!」

昌耀死去快10年!日子像靈感稍縱即逝。為昌耀先生畫完肖像並寫下此文的此刻,我想起俄羅斯白銀時代詩人安年斯基的詩句:「要知道,要仔細地諦聽/ 我的一生並非生活,而是痛苦。」昌耀去後的中國日漸強大,各項節慶活動日漸奢華,但詩歌依然賣不出稿費,很多詩人因無單位報銷差旅費,而難赴遠方的美好邀約。

在天堂裡,上帝的身邊是否預留了詩人的座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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