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至帖」第一次公開展覽是在昭和四十八年(1973),長期夾在書冊中,保存非常完好,墨色如新。經過科技鑑定,發現「妹至」與傳到日本的「喪亂帖」、「孔侍中帖」是同樣的紙張,都是唐代內府的響榻本,同時傳入了日本宮廷。

二○○六年一月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書之至寶──日本與中國」,這個展覽基本上是與上海博物館合作,展出中日兩國收藏的古代漢字書法名作。因此,同年三月,這個展覽也巡迴到上海博物館舉辦。

展覽裡很受重視的當然是王羲之的幾件作品,特別是日本皇室宮內廳收藏的「喪亂帖」。

日本在隋唐時代就有多次遣唐使到中國,隋唐帝王都崇尚書法,唐太宗更是不遺餘力地蒐求王羲之手帖名作,自然影響到當時來中國學習的留學生。

中日間密切的文化交流,使許多書法手帖流入日本。七三五年,留學中國的吉備真備回國,就從長安帶了很多書法名品獻給聖武天皇。大唐高僧鑒真和尚在天平勝寶六年(754)抵達日本竹志大宰府,記錄上也說他帶去了王羲之行書一帖、王獻之真跡三帖。

當時唐代內府常摹榻王羲之原作,這些製作精良的唐摹本就有許多在此時流入日本。

日本聖武天皇(701~756)喜愛王羲之手帖,天平勝寶八年(756),聖武天皇逝世後的七七忌,光明皇后做佛事,就將聖武天皇生前喜愛的文物六百多件獻給東大寺大佛。如今保留的《東大寺獻物帳》記載了獻物的目錄,其中不少王羲之手帖,包括了著名的「喪亂帖」。

稍後的桓武天皇(737~806)也把王羲之手帖奉為至寶,常常借到宮中閱覽臨寫,在手帖上撳有「延曆敕定」朱文印記,也成為鑒定王羲之唐摹本的重要標記。「喪亂帖」的右端就有「延曆敕定」這方印記。

「喪亂帖」八行六十二個字,是王羲之手帖中篇幅較大的一封信,寫家族南遷以後,北方祖墳被刨挖,人性喪亂之極,感覺「痛貫心肝」的悲痛,是他心情沉重時的書寫。這件唐摹本是我見過王書手帖最美的一件,比「快雪時晴」更多流動速度變化的氣韻。

二○○一年、二○○二年,日本曾經兩次修復「喪亂帖」,用非常現代科技的方法分析唐摹本的紙質、厚度。唐代內府摹本用紙,百分之五十五是雁皮,百分之四十五為楮;紙的厚度是零點零七毫米左右。最難得的發現,是對古人「填墨」技術的再理解。所謂「雙勾填墨」,是用淡墨依原作輪廓勾出細線,再用墨填入細線框中。在科技數位放大後,才看得出,「填墨」是以如髮絲般的極細線條,一點一點,重新組合重疊出原作的墨色。我看到放大的科技檢視圖板,「喪亂帖」每一個點,每一根線條,都像用絲線織繡出來。古代摹榻工藝的精巧細緻,令人嘆為觀止。也因此看得出來,同樣是摹榻本,品質的高低優劣卻不一樣。傳達原作神韻的程度,更是要看摹榻者對審美的理解分寸。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摹榻本有些無精打采,味同嚼蠟,能夠像「喪亂帖」如此丰神奕奕的,也不多見。

「喪亂帖」講到被破壞的祖墳重新修復,因此學界推測,這封信大概寫於東晉桓溫北伐、收復洛陽之際,時間是永和十二年,公元三五六年,比王羲之的「蘭亭序」還要晚三年,也代表了王書最後登峰造極的成就。

這次展覽的王書中有一條五厘米寬的窄細長條,是傳聞已久的「妹至帖」,兩行,十七個字,不成一封信,只是從手帖裡剪出的兩行斷簡。日本學者稱為「手鑒」。

「手鑒」是把書法名家摹本書跡分割成數行,收在書冊裡,作為鑒定墨跡時比較的資料。

「妹至帖」第一次公開展覽是在昭和四十八年(1973),長期夾在書冊中,保存非常完好,墨色如新。經過科技鑑定,發現「妹至」與傳到日本的「喪亂帖」、「孔侍中帖」是同樣的紙張,都是唐代內府的響榻本,同時傳入了日本宮廷。

日本醍醐天皇(885~930)曾經以三卷王羲之書法「樂毅論」、「蘭亭」、「羸」的唐摹本陪葬,與唐太宗選擇王羲之真跡「蘭亭」陪葬也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帝王習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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