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年燒了四把火,雖然還不至於慘到焚身以火的地步,卻也庶幾近矣;但我肚皮裡的火完全熄了滅了嗎?我沒答案,我還在感嘆張曉風那樣的感嘆。

《現代文學》五十周年,一群七老八十的作家重聚一堂,大家七嘴八舌憶當年,其中有兩個人的話特別令人感慨。

一是白先勇的回味:「《現代文學》是我們理想熱情寄託的地方,也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

另一是張曉風的感嘆:「把一本雜誌辦到海枯石爛的那股熱情和純情,這個時代已經再難見到了。」

白先勇回味的「理想熱情」,張曉風感嘆的「熱情純情」,其實就是半個世紀前那些二十歲剛出頭的少男少女,他們「肚皮裡的火」(fire in the belly),沒有那把火,他們哪敢踏上辦雜誌的那條坎坷路?

我的肚皮裡,也曾經燒過好幾把那樣的火。

辦《仙人掌》是第一把火。那年我二十四歲,滿腦子都是大夢想,夢想要上接《新青年》與《文星》那個大傳統,也夢想最起碼要取《大學雜誌》而代之。

我編了三期《仙人掌》,三期封面人物依序是傅斯年、梁啟超與蔡元培,他們都是我年輕時的典範,拿他們當封面人物,其實祇是我肚皮裡那把火的投影。

辦《時報雜誌》是第二把火。當時我剛當完《中國時報》採訪主任,三十歲出頭,即使已退居第二線,還夢想提槍上陣搞搞小革命。

但《時報雜誌》終究並非政治最前線,再加上當時右翼勢力崛起,報館已成眾矢之的,老先生海內海外兩面滅火猶嫌不及,哪還允許我肚皮裡也燒著一把火?四個多月後,我的小革命以熄火收場,隔天我一個人南下,從恆春一路北行,下海上山流浪了半個多月。

辦《時報新聞周刊》是第三把火。那一年我從維吉尼亞棄學趕赴菲律賓,採訪艾奎諾夫人與馬可仕的「大衛與歌利亞之戰」。老先生本來計畫要我留在馬尼拉當東南亞特派員,我正在尋覓辦公室,老先生卻又收回前命,叫我回來籌辦雜誌。

《時報新聞周刊》是一本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雜誌,雜誌還在籌備期間,我就已經派出五、六組人馬,分赴波蘭、尼加拉瓜、利比亞、泰國、南韓等地,實踐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採訪,花錢如流水,讓老先生頭痛不已。

但最讓他頭痛的,卻是我竟然在雜誌裡以「法西斯」稱呼老蔣總統,雖然那是一篇翻譯文章中的用語,但老先生對蔣家就像當年張季鸞一樣,罵歸罵,卻有個底限,「法西斯」就逾越了底限;三期後,我辭職走人。

辦《新新聞》是第四把火。離開報館後,我已準備去哈佛再當老學生,但臨出國前,春男、杏慶在榮村家裡連哄帶騙,又把我肚皮裡那把熄滅的火點燃了,答應留下來陪他們辦《新新聞》。

《新新聞》當時是報紙與黨外雜誌以外的第三種聲音,也自我定位是自由報業第一聲,氣魄之大與理想之高,令人不敢小覷。

尤其報導蔣經國過世那幾期,雜誌賣得一本不剩,連夜加印補書猶嫌不夠;再加上當時包括民進黨在內的街頭運動,雖然幾乎無日無之,但報紙新聞卻語焉不詳,而《新新聞》卻動輒以全本半本報導,也讓《新新聞》很快就站上了掌握話語權的位置。

但我這個人一向有「點金成石」的特異功能,當別家雜誌負責人已經滿嘴講的都是市場、行銷等商業術語時,我還滿腦子殘存著理想、專業等古典八股,敵進我不動,《新新聞》的困頓期於焉展開。我在苦守寒窯十八年後重回報館,卻留下天瑞等老友至今仍在苦撐待變,心中之歉然與憾然一言難盡。

三十四年燒了四把火,雖然還不至於慘到焚身以火的地步,卻也庶幾近矣;但我肚皮裡的火完全熄了滅了嗎?我沒答案,我還在感嘆張曉風那樣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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