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裏可以不難發現,作者最終「忘記」的是曾經擁有的「理想」。好似佩裏‧安德森在批評馬丁‧雅克的超級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說,這位1990年代著名左翼雜誌「今日馬克思主義」的編輯,在他的書中「資本主義」竟然沒有出現一次;翻閱「盛世」,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位當年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的作者,在他的書中「社會主義」竟然也沒有出現一次。這就可以理解他的「理想主義」在離開了「社會主義」之後還剩下些什麼,因為早在1853年,恩格斯在給魏德邁的信中,就預言了這一偉大壯麗的事業必然要經受的痛苦曲折:「由於其他政黨一籌莫展和萎靡不振,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蒂是去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的壓力下,由於被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做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別的什麼結果。在德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裏,它有一個先進的政黨並且同法國這樣先進的國家一起被捲入了先進的革命,只要一發生嚴重的衝突,一有真正的危險,這個先進的政黨就不得不採取行動,而這對它來說無論如何是為時過早的。然而這無關緊要,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預先準備好在萬一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時為我們黨做歷史的辯護。」(「致約──魏德邁」,1853年4月12日)

在恩格斯的歷史性預言面前,「盛世」當然算不上什麼「預言小說」,頂多是一部要求別人不要「忘記」,自己卻「忘記」了許多的弔詭之作,在這個意義上,很有必要重溫小森陽一對村上春樹的批判:「精神創傷絕不能用消除記憶的方式去療治,而是不惜對過去的事實與歷史全貌進行充分語言化,並對這種語言化的記憶展開深入反思,明確其原因所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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