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奇歌手狄倫(Bob Dylan)(見圖,美聯社)終於確定取消中港台行程了。如果他能來,勢必會在台灣引起一陣波濤,因為一代代聽西洋歌曲的人都離不開他在四十年前就已顯蒼老的聲音。

狄倫被視為是六○年代精神的代表,是二十世紀音樂史上最偉大的抗議歌手。然而他真的是嗎?

的確,狄倫寫過許多首具有強烈社會意識的歌曲,紀錄那個時代的種種不正義,並說出年輕人心中的不滿與困惑。雖然他之後仍有寫政治性歌曲,但他的抗議時期主要是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四年的短短兩年間。狄倫界定了抗議歌手的形像,卻拒絕被抗議歌曲所定義。

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第二張專輯《自由自在的狄倫》,宛如一顆原子彈墜落在六○年代初的騷動之秋。〈隨風而逝〉(Blowin’in the Wind)成為青年們質問自我與時代的回聲,且幾個月後就在金恩博士發表〈我有一個夢〉演說的華府黑人民權大遊行上被吟唱。在〈暴雨將至〉中,他用超現實意象堆疊出一部核戰過後的黑暗啟示錄。在〈戰爭的主人〉中,他嚴厲地質問掌權者如何操弄戰爭機器以獲得權力和金錢,並憤怒地詛咒他們死亡。他並有多首歌曲書寫當時正在發生的種族矛盾和黑人民權運動。

第三張專輯《時代變了》更成為新世代最壯闊的政治宣言,許多人在牆壁上掛起了唱片黑白封面上狄倫蒼鬱的面孔。他在同名歌曲中召喚人們拒絕成為舊思想的俘虜,並大聲宣告時代正在快速變遷,沒有人可以擋住歷史前進的腳步。歌曲〈北國藍調〉抒情地分析了經濟變遷對勞動者的沉重打擊,〈遊戲中的棋子〉則批判產生白人種族主義暴徒的體制,以及白人政客的政治操弄。

但正當這張專輯讓他成為六○年代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時,他卻開始朝自己的形象扔擲石塊:他不僅想卸下抗議歌手的標籤,甚至一步步展開弒父行動,與抗議民歌的傳統斷裂。

他受訪時說,「我不想再為任何人寫歌,不想成為什麼代言人。我只想從我的內在出發寫歌。…炸彈已經漸漸變的無聊,因為真正的問題比炸彈更深層…我不屬於運動的一部分。」

到了下一張專輯,從音樂到封面照片,狄倫都轉變為一個反叛抑鬱的搖滾客,而不再是之前眾人熟悉的素樸民謠歌手。對民謠界的人來說,搖滾是屬於商業的靡靡之音,是不真誠而與群眾脫離的。對他們來說,狄倫墮落了。

六○年代後期,美國進入前所未有的衝突與不安。石塊、火焰、瓦斯彈、鮮血、插在槍管上的花朵,輪番在報紙上騷動著。但作為六○年代前期時代精神象徵的狄倫,卻徹底遠離那些狂亂的風暴。六六年夏天的車禍後,他消失在人們視野中,也沒有參加最象徵六○年代的胡士托(Woodstock)音樂祭。

狄倫真的很難算是一個抗議歌手。他的前輩彼得席格,他的同輩瓊拜雅(Joan Baez)都比他更致力於社會抗議,且從未停懈去捍衛他們的信念。對狄倫來說,他的憤怒卻彷彿只是青春時期的火花。他說,「我不是寫抗議歌曲。我只是心中有很多想法想要講出來。….因為狄更斯、杜斯妥也夫斯基、伍迪比我更能書寫社會。所以我決定我只抒發自己內心感受。」

瓊拜雅曾問狄倫他倆有何不同。他說,你相信你可以改變世界,而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改變世界。

然而,歌曲的意義與生命是可以超越創作者的意圖,超越他被創作的時代的。在六、七○年代的台灣,青年們在狄倫的歌曲中聽到了那些關於反戰、關於公民權利的理念,然後他們也唱起自己的歌(如李雙澤、楊祖珺);接著一代代年輕人也繼續有人拿起吉他唱著〈隨風而逝〉,並且比狄倫更相信音樂介入社會的力量。而當此次中國沒批准狄倫去演唱時,顯然已經證明了,他們比狄倫相信音樂的顛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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