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藝術品在拍賣市場上表現火紅,價位屢創新高,一張有著斑駁斷紋的宋元名琴動輒匹敵一棟台北帝寶豪宅。然而像古琴這樣千餘年來在型制上幾無改變的雅樂樂器終究罕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音樂發展史上才是個不分中外、屢見不鮮的硬道理。

若無17世紀克雷蒙納地區在提琴製造技術上的精進,就沒有18世紀初的維瓦第,若無18世紀英國布羅伍德廠對鋼琴構造的改良,就沒有19世紀初的貝多芬。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樂在作曲技法和演奏方式上均有許多突破,而這些改變的背後大多也先經過樂器改革的鋪路。

大陸在民族樂器的改革上通常是由音樂學院附設樂器廠或學院教師與樂器工廠以產學合作的模式執行,其優點是樂器最專業的使用者能將其演奏和教學經驗直接反映在樂器改良的研究與製造上,譬如1950年代由上海音樂學院王巽之與上海民族樂器廠合作研發生產的S型21尼龍纏絃箏,已成為現代最為通用的箏款;近年的例子則包括西安音樂學院翟志榮與該院樂器廠設計製作的秦胡,以及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李萌與上海民族樂器一廠合作研製的多聲絃制箏。其中後者是較具爭議性卻也富有發展潛力的。

無法任意轉調是古箏在樂器構造上的固有問題,對於近代作曲而言或有其侷限性,但也是個可以考驗創意的挑戰。從樂器本身的角度去克服此一問題,過去除有數種轉調箏未盡成功的發明,也有根據特定作品而以雙箏(兩台不同定絃的箏並列)方式演奏的情形。多聲絃制箏是近年另一種新的嘗試,亞洲箏的定絃一般分為五聲與七聲,多聲絃制箏的特色為在一台樂器上有兩面箏,可分別採用不同的定絃(譬如一面七聲、另一面五聲),擴大了箏曲創作的可能性。然因並未改變古箏的基本構造或型制,樂器仍可當作傳統箏演奏,此一看似不夠激進的特質,可能反而讓多聲絃制箏得以擺脫先前一些轉調箏因改變太大而無法普及的宿命。

猶如iPhone的成功不僅止於硬體的功能,而在於其豐富又好用的應用程式。任何新制樂器推向市場時,真正的考驗乃是在這個樂器上能否持續累積優秀動聽的作品不斷供人演奏,以及此一市場聽眾水平的接受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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