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慘絕人寰的天災卻成為社會發展的契機。2008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是這麼一場牽動起社會結構性改變的歷史事件。

汶川大地震讓中國民間組織進行一場前所未見的大操兵。無數非官方控制的民間團體,透過新的網路科技與通訊傳播,展開自主的救災行動,大量物資與人力自主整合協調,投入川震救災。這場民間社會的自主行動的成功,讓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執行長徐永光在2009年宣告:「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

官方主導到民間自主

由徐永光做出這個宣示特別有意義,因為徐永光本人的轉變,就象徵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轉型。許多人對「徐永光」三個字不那麼熟悉,但提起「希望工程」大概無人不知曉。徐永光在1980年代中期擔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1989年擔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祕書長,他就是在這個職位上發動「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本質上是個共青團體系發動、由上而下的社會運動。這也是中共主導、動員社會資源進行社會救助工作的成功典範。不過,沒有人會說這是個民間自主的集體行動。

之後,徐永光在2007年加入由民間企業上海南都集團出資成立的南都基金會,斷絕了官方資源,這個轉變也預示著中國NGO組織有可能脫離國家資源供輸與政策指導,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路。近來,南都基金會關心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與生活問題,動員許多民間資源投入這個工作。

近年來,中國民間許多自主性的社團紛紛成立,他們也許沒有在民政部門下登記,也許登記為商業組織,但這些名副其實的NGO成了形塑中國公民社會的草根力量。據上海社科院HIV/AIDS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國美估計,目前中國草根NGO的數量已經超過200萬。這些團體有的像萬延海的「愛知行」進行維權工作,有的做環保,有的做扶貧,有的做社區營造。有些組織與海外關係較密切,有些則是地區草根性的。有些在執政者眼中較具威脅性,有些則是中國政府認為在推動「社會事業」時可以結合的伙伴。不論是激進或溫和的,這些民間自主社團都在刺激著中國社會的質變。

新媒體正帶動新社會

汶川救災民間得以順利動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新媒體」在中國社會快速發展。「新媒體」廣泛指涉透過新興網路與通訊科技進行資訊傳播。包括電郵、博客、微博、手機簡訊與新聞等等。這些新興傳播工具成了民間社會串聯整合的重要工具。今年5月間在廣州一場新媒體高峰論壇上,中山大學公民與社會中心主任朱健剛就指出:「新媒體使集體行動在中國合法化」,他說,通過照片、影音、網路留言,產生集體行動的效果,而這在中國是被允許和存在的。NGO正運用新媒體的去中心化傳播,整合社會資源,帶動中國公民社會發展。就如朱健剛所說:NGO自己可以成為媒體。「我們就是媒體」。

朱健剛不認為中國有個「弱公民社會」,而視NGO是有自主性、可以找到資源,而且不危險的。他對公民社會與NGO的想像是:平民化,平等化,自由,而且有創意性的樂趣。對他而言,NGO運動是個快樂的集體行動。

相對於朱健剛的樂觀,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官方對網路的管控,對民間團體串聯的戒心,尤其是對NGO與海外的關係高度警覺。不過,當兩百萬個草根組織透過即時而無遠弗屆的通訊工具隨時進行互動,這股強大力量將對中國社會帶來由下而上的轉變。在此,我們看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希望。(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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