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太乙雖自小一無匱乏,也從未遭逢戰火洗禮,長大後依然平易近人、通曉世故,能夠寫出刻畫階級矛盾卻和暖人心的長篇小說,以及持續二十三年,把「讀者文摘」中文版辦成全球最暢銷也最老少咸宜的雜誌;齊邦媛自小禍難重重、危機不斷,長大後卻仍寧靜致遠、眼光如炬,數十年堅持教育崗位,桃李滿天下,並戮力於將台灣有代表性的文學,譯介給歐美讀者。這一切的努力成果,恐怕多少來自兩位父親身教的影響。

讀齊邦媛大作《巨流河》,讓人不禁懷念起林太乙的《林語堂傳》加上《林家次女》,然而假使當年林太乙將兩書綜合寫作,倒也絕不會像是《巨流河》這般壯闊的、史詩般的生命自傳,林太乙一貫雲淡風清,真正擅長的是生命側寫。

《林語堂傳》是一本非常正式的傳記,雖然林太乙以第一人稱表述,行文輕鬆,甚至偶爾插科打諢,但考據可並不馬虎,連林語堂幼年被懲罰不得進屋子時的反抗行為,她祖父林至誠哪個節骨眼說了什麼話,她母親廖翠鳳的嫁妝做了什麼用途,她父親哪本書拿了多少版稅,何時寫了什麼、何時讀了什麼等,思想如何轉折,都記錄得清清楚楚。《林家次女》則是寫她和父親的切磋琢磨;因為以寫作為業,林語堂經常在家,這個標準的居家男人,身為林太乙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生活伴侶之一,可寫的材料當然俯拾皆是。

齊世英之於齊邦媛,至少從《巨流河》看來,已經不止於人生的導師,像是林語堂之於林太乙,甚至不止於是個「溫和潔淨的真君子」,一如齊邦媛母親裴毓珍所形容,而是中國近代史上犧牲小我的知識份子典型;隨著政治局勢的奇崛萬變,齊家的遭遇,自是中國這類知識份子家庭的縮影。雖則全書中作者不時穿插自我消遣的神來之筆,《巨流河》的主調仍是嚴肅的。她以自身的成長故事為軸幹,父親的出現常似驚鴻一瞥,但此時亦多是家族甚至國族遷變的轉捩點,周邊的風聲鶴唳迤邐而至,書中最波瀾壯闊的篇章,便順勢寫下。對作者而言,父親就是「時代」的表徵,父親所成全的大我,亦鑄造為作者的「超自我」,是一生無法踰越的做人、做事規臬。作者痌瘝在抱,談到即使在中年的意識裡,戰鼓仍依稀在耳邊響著;因為渴望給世人做交代,她在八十歲的古稀之年,才勉力起始撰述回憶錄,為公,其實也多於為私。

〉〉女兒眼中的時代表徵

如果光是想知道齊世英的行跡,閱讀《齊世英先生訪問錄》大概儘夠了,這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製作的口述史,厚達四百多頁,訪問結束了二十年(齊先生逝世後三年)才出版。訪問中,齊先生知無不言,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一個耿介不阿的書生,如何在詭譎的政黨乃至黨內的權力惡鬥中,為保護關內的東北同胞以及延展東北人與主政者的關係,委曲求全的過日子。齊先生在郭松齡與張作霖的政爭軍變(即「巨流河」之役)後流亡關內,備受世人注目,亦自此不得不走向與國民黨的合作之路,無論屢次興學或東北協會或「時與潮」雜誌,國民黨掖助他,目的在於透過他收攏東北人的民心,圖他日之大用。畢竟,東北遍地沃野,礦藏亦富甲中國,是當時東亞地區的工業重鎮,無論對於國民黨抗制殖民主義國家或是勦討共產黨,都是不可或缺的軍事要地。

齊世英在一九三○、四○年代,對於中國國民黨而言,有點類似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之於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民變中,中共中央通知謝撤走香港,後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唯一不同的是,國民黨與割據地方的軍閥、日本侵略者、共產黨數十年處於交戰狀態,以致齊世英具有不變的利用價值,而國民黨退居台灣後,與共產黨分立於台灣海峽兩岸,並得到美國撐腰,使謝雪紅等台共人士在紅色中國的身價只跌不漲。在《齊世英先生訪問錄》附錄的康寧祥訪談中,齊邦媛也曾說她父親認為:「台灣和東北一樣,生存與榮辱似乎都由別人決定。」

《巨流河》不多談政爭,而齊世英在《齊世英先生訪問錄》中,亦只願談他在國民黨的黨務工作,連對於與他公誼甚篤的陳立夫,也光贊說陳的個人修養,無一詞論及陳與蔣中正建立其法西斯政權的牽牽絆絆內幕。齊世英自謂:「自從我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以迄國民黨改造(1950~1952)以前的這一段期間,如果說黨部像祠堂,我都有在旁邊掃地畫畫的中央委員的份兒,改造以後就沒有了。政治得失我本不縈懷,富貴於我確如浮雲。惟見奮鬥半生之拯鄉救國努力,斷送於少數人錯誤決策之中,既怨終生志業之湮沒,更悲故鄉重陷苦難,此心鬱悶,無言可伸。」

〉〉家庭與父親的影響

但同樣是知識份子家庭,我們可以從林、齊兩人乃至兩位女兒,看到更多因為個人意志所創造出來的不同人生樣態。

林太乙(1926~2004)是生在北京的福建廈門人後裔(父親福建龍溪人,母親福建鼓浪嶼人),當時林語堂在北京大學任教,早一年的五月發生了著名的五卅慘案,七月國民政府成立。齊邦媛早林太乙兩年(1924)生在東北遼寧鐵嶺東的農村,身上有滿、蒙、漢的血液,齊世英先是去日本讀書,接著到德國留學研究歷史哲學後歸國,據齊邦媛的回憶,「十年間,我父親曾在暑假回去過四、五次,最多住兩三個月。」所以她和哥哥振一,都是春天出生的。

同樣是進步的知識份子,林語堂(1895~1976)在聖約翰大學畢業後,短暫任教於清華大學,後於哈佛大學拿碩士,又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語言學博士(1924),類似這樣的學歷背景,在當時的中國可謂做官、教書兩相宜,他卻在短暫的教學生涯(1923~1927,北京大學、廈門大學)後,看清了從政是悲劇、學術是鬧劇,決意大量寫作;齊世英(1899~1987)留日、德回鄉後,任同澤中學校長不到一年,即應郭松齡將軍之邀,一起向張作霖要求張家軍現代化,力陳東北中立化(1925),兵變後入關,在上海加入國民黨陣營(1926),抗日時期成為東北志士與國民黨的主要聯絡人,來台灣後在第一屆立委任內病歿(1948~1987)。

林語堂、齊世英兩人的志業大不相同。閩南人之於「中原」,本來就是邊陲的邊陲,由於被傳統的忠孝節義濡染的淺些,心理上的距離,更使林語堂覺醒得早些:「我不做夢,希望中國有第一流政治人物出現,只希望有一位英國第十流的政客生於中國,並希望此領袖出現時,不會被槍斃。……我不做夢,希望中國政治人才輩出,只希望有一位差強人意,說話靠得住的官僚。」(1933,上海《東方雜誌》,〈新年之夢──中國之夢〉)而齊世英呢?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件之間,只為了蔣介石堅持勦共軍、張學良堅持東北軍要抗日,齊世英光是與淪落關內的東北政客週旋,已忙得不可開交,還必須安排救濟、疏散蜂擁而至的難民與學生,「我看到解決東北問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齊世英先生訪問錄》,〈九一八事變後的我〉,1990),爾後又必須對付東北自己人(如張學良)在蔣介石面前扯他後腿,心力上的左支右絀可想而知。

〉〉人生樣態大不同

一九三八年,林語堂編寫的《開明英文讀本》已出版十年,成為中國最暢銷的中學英文教科書,再版連連,被譽為「版稅大王」;這十年之間,他創辦過《論語》(1932)、《人間世》(1934)、《宇宙風》(1935)三個半月刊,都獲得相當程度的肯定,他所提倡的「幽默」風行中國,而他也得以「閒適」的過他的小日子;第一本英文著作《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出版後,他在歐美文壇開始站立腳跟,於是一九三六年舉家遷美,在紐約居住;一九三七年,《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出版後暢銷,更高踞紐約時報排行榜長達二十五週;一九三八年初,林太乙正在讀小學六年級,應學校裡英文老師之請,在班上的屏風寫上歪歪扭扭的一付對聯:「禮樂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但父親決意全家搬到巴黎,準備著手寫作他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說──《京華煙雲》,以致林太乙和父親得以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區,逍遙過許多時光。

齊家這邊呢?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戰火快速燒至南京,「到了九月,整個南京市已半成空城,我們住的寧海路到了十月只剩下我們一家。鄰居匆忙搬走,沒有關好的門窗在秋風中劈劈啪啪地響著;滿街飛揚著碎紙和衣物……早上,我到門口看爸爸上班去,然後騎一下自行車,但是滑行半條街就被懾人的寂靜趕回家門。」到了初冬,「那時的長江運兵船是首都保衛戰的命脈之一,從上游漢口最遠只能到蕪湖。上海已在十天前全面淪陷,最後的守軍撤出後,日本軍機集中火力轟炸長江的船隻,南京下關碼頭外的江上航道幾乎塞滿了沉船。」

齊家搭的是最後一批運兵船,「然而,我的家人卻面臨更大的生死挑戰。從南京火車站到蕪湖軍用碼頭,母親雖有人背扶,卻已受到大折騰,在船上即開始大出血。船行第三天,所有帶來的止血藥都止不了血崩,全家的內衣都繼床褥用光之後墊在她身下,船到漢口,她已昏迷。」再抬到醫院,母親只剩一口氣,這時十八個月大還沒完全斷奶的靜媛也嚴重吐瀉,齊邦媛寫道,「第五天,我扶在妹妹床邊睡了一下,突然被姑媽的哭聲驚醒;那已經變成皮包骨的小身軀上,小小甜美的臉已全然雪白,妹妹死了。」

那一年的十二月十二日,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

〉〉中文世界兩大女傑

因為林語堂的幾部介紹中國的暢銷書,西方知識大眾此時已認識到中國是個文化古國,而中日戰爭後,他更曾多次為文,在紐約時報上為中國宣傳打氣,是最早宣稱「日本處於絕境」的少數知識份子之一,對於美國積極援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此外,他一生在濁世中「有所不為」的境界,也不是那些說他是小資產階級作家的攻擊所能輕易抹煞的。至於齊世英來到台灣後,不像其他萬年國會的立委尸位素餐,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雷震籌組新黨,他始終公開支持,並多次針對國民黨的政策提出勸諫,私下也極力幫助黨外立委適應國會生態等,終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齊邦媛說得好:「他後半生在台經歷,亦是一種人格的完成。」

林太乙雖自小一無匱乏,也從未遭逢戰火洗禮,長大後依然平易近人、通曉世故,能夠寫出像《遍地丁香》(即後來再增改過的《春雷春雨》)、《金盤街》這樣刻畫階級矛盾卻和暖人心的長篇小說,以及持續二十三年,把「讀者文摘」中文版辦成全球最暢銷也最老少咸宜的雜誌,讓戰後的華人能夠分享西方世界的文明與快樂;齊邦媛自小禍難重重、危機不斷,長大後卻仍寧靜致遠、眼光如炬,數十年堅持教育崗位,桃李滿天下,並戮力於將台灣有代表性的文學,譯介給歐美讀者,讓「台灣」不再僅是地球上一個陌生的地名。這一切的努力成果,恐怕多少來自兩位父親身教的影響。

姑不論林語堂的文章如何傳世,齊世英承載了多少東北鄉親的感念,他們各自的女兒,兩位女士對中文世界的文化貢獻,就已經是任何父親可能有的最大驕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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