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作品中,被凌虐的苦命童養媳向來是最賺人熱淚、拉抬收視率的題材。回到現實生活,童養媳文化早已在台灣絕跡,但在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的大陸卻越來越盛行,連帶讓拐賣女童的犯罪率大增。

大陸1960年代末期實施俗稱「一胎化」的計畫生育政策,原意是抑制人口快速增長,但在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導致50年後的今日,19歲以下的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衡,預計2020年大陸至少有2400萬名男性找不到配偶;因此,原本適婚對象難覓的農村社會,又興起買個女兒當童養媳的風潮。

《南都周刊》即以曾為童養媳文化「重鎮」的福建省莆田市為中心,報導這個再度成為風潮的「傳統習俗」。

傳統婚俗延續至今

童養媳是中國古代一種婚姻習俗。把女兒送養的事,早在漢代已出現,到了宋朝已成為正式婚俗,通常是把未成年的女孩送養或賣到另一家庭,由該家庭撫養,長大後則與養家的兒子正式完婚,結為夫妻。

閩南語、粵語中稱童養媳為「新婦仔」,台灣稱這種婚俗為「送做堆」,江南地區則說是「養媳婦」。

福建省莆田市就是童養媳文化相當盛行的地方。據2008年莆田市人口資料顯示,當地人口逾3百萬人,不過今年4月幫助童養媳尋親的《回家網》所公布的《中國福建莆田童養媳問題調查》報告,赫然發現莆田地區的童養媳人數居然在12萬到60萬之間,占總人口數4%到20%。

被當地人稱為「長樂子」、「閩侯子」的童養媳,部分來自莆田本市及附近福清、閩侯、長樂等地的貧困家庭,但絕大多數來自遙遠的貴州省、四川省、雲南省等地,她們是被人販子誘拐到這裡的。

民間力量助長樂子找家

1950年大陸頒布《婚姻法》後,童養媳不僅數量銳減,某種程度上童養媳也有婚配自由;但在1970年代後期,因買賣婚姻、女方索取聘金彩禮等現象出現,童養媳文化又在當地農村抬頭。

儘管這群童養媳的命運不同,但一致希望能找到原生家與親生父母。今年5月8日母親節,來自莆田的童養郭源英終於在長樂市見到親生父母,而這條尋親路,她走了35年。

郭源英在莆田市靈川鎮一家服裝廠工作,與許多童養媳一樣,從懂事之後,就開始從蛛絲馬跡中,尋找原生家庭的線索;近幾年,莆田童養媳的問題受到社會大眾關注,開始有民間力量介入,集結資源做更有效的搜尋,幫助這些自幼被送養或拐賣的童養媳找到回家的路,郭源英就是透過「長樂熱線尋親專欄」找到父母的第9個幸運兒,但仍有更多人至今仍在尋親路上顛簸前行。

媒婆抱養 利潤可觀

在長樂市見到親生父母後,郭源英與母親李秀鳳一夜不成眠。提起當初骨肉分離,李秀鳳淚流不止。她表示,郭源英是她的么女,1976年出生時,家裡已有3個孩子,分別是4歲、3歲與15個月,實在無力撫養新生兒。她表示:「別人勸我,如果把2個孩子都留著,可能2個都會死,送出去1個或許還能活下來。」

掙扎4天,李秀鳳忍住心痛,把這女嬰託給媒婆(即是仲介)。郭源英被送到莆田市之前,曾在數個媒婆手中轉賣,最初45元(人民幣,下同),最後被莆田市平海鎮的陳愛英以89元買走。

陳愛英也是莆田市的童養媳,因為常有貧窮的長樂家庭詢問有沒有人要抱養女嬰,她覺得有利可圖,開始兼做媒婆。莆田市的資料顯示,1983年時莆田農村勞力的平均年收入為622元,郭源英的「售價」相當2個月的收入,利潤可觀,也難怪陳愛英會成為媒婆。

只是陳愛英並沒有把郭源英轉賣,因為她生了3個兒子,怕未來會付不起昂貴的禮金,娶不到媳婦,就把女嬰留下來當童養媳。但因「同姓不能結婚」的禁忌,才把女嬰取名為為郭源英。

莆田車站是販嬰中心

之所以找得到親生父母,全賴郭源英的好記性。她表示,13歲那年在自家專門放各種重要證件的小盒子裡無意中看到一封信,收信人寫著「陳愛英」,寄信地址是長樂。信裡裝的是前一對養父母為了報戶口,託媒婆陳愛英向郭源英親生父母要的出生證明。

因此,郭源英很早就知道身世,村裡人人叫她「長樂子」。但她並非唯一,村裡幾乎家家都有童養媳,她回憶說:「一群孩子圍在一起玩的時候,只要有人叫一聲『長樂子』,就會有好多孩子回頭。」

事實上,在平海鎮乃至整個莆田地區,還有許多「長樂子」與「閩侯子」,現年38歲的林秀珠與王海樂就是其中2名,她們都是養母在莆田車站買回來的。當時的莆田車站就像是一個銷售嬰孩的農貿市場,供需都可在此獲得滿足。

以林秀珠為例,她是由一名住在莆田忠門鎮的中年男子從長樂市拎回來的,當時她連臍帶都還沒斷,就放在一個旅行箱裡被帶到莆田市。王海樂則是由一名長樂女子賣給養母,為了殺價,王海樂的外婆還故意抱著她小跑了幾步,才裝做被媒婆追上,雙方就在路邊喊價,從100元降到了94元,王海樂就這麼成了養母的孩子。

(文轉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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