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一九一八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

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一直處於人微言輕地位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裡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他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日後一飛沖天。

而傅斯年這邊,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裡。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頻危。「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洩,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斗轉星移。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裡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是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因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只是作為一個「中間人」出現。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複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儘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了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結,和經歷的時代精神薰陶。當談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以及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嘗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傅氏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斯年沒有讓毛澤東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的招安,更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在空閒時為自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於一九九五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本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一一五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左下圖1)。便箋(左下圖2)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七月五日

條幅(左下圖3)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作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幅墨蹟作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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