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是受到先前法務部最高檢察總署特偵組針對江國慶被冤死案,重啟調查後卻以超過10年法定追訴期為由,宣告當年經辦此一冤案明顯違法失職的空軍相關官員均以不起訴結案,從而引發社會輿論強烈質疑的影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本周一初審通過「公務員懲戒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公務員懲戒的追訴起算,將原本的「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的條文,改為由「違法失職行為被發現之日」開始計算。

立法院這個修法舉動,很明顯是針對前述江國慶案引發輿情反彈,所做的亡羊補牢之舉。從一個角度來看,立法院此舉的確彰顯了她反應輿情與超高議事效率的能力。但是從司法院事後的回應,則提供了對此修法舉動的另類思考觀點。根據媒體報導,司法院祕書長林錦芳對此表示,更改公務員懲戒追訴,從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10年,改為由被發現之日開始計算,不只對公務員可能太過嚴厲,更重要的是,由於所謂失職行為被發現之日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時間點,一旦定案未來在個案認定上可能將會引發爭議。

解析司法院林秘書長的這番談話,修法之舉對於公務員是否太過嚴厲各方也許見仁見智,更極端的甚至也許會質疑林秘書長是站在同為公務員的立場官官相護。不過,林秘書長的回應,至少凸顯一個事實,就是法律的制訂或修改,固然應該回應社會情境的變化,但修立法之際,卻也必需考量是否有周延的配套,以及兼顧法律體系的完整性和可行性。否則針對一個個案,就即興式的修一個法律條文,看似亡羊補牢即時回應,結果卻可能是治絲益棼,破壞法制的完整性與衡平性。

質言之,這種根據單一個案,或單一價值所進行的立法或修法動作,看似在推動一項進步的立法,但結果卻可能帶來法制的紛亂。針對這種未經深思熟慮、通盤考量的制約反應式或即興式的立法,無以名之只能稱做是民粹式立法。從這個角度來看,修改「公務員懲戒法」,將本來明確的懲戒追訴起算期日,改為充滿變數的被發現之日起算,實務上的確會讓有違法失職之虞的公務員處於可能被無限期追訴的陰影中,從而破壞整個司法體系既有的追訴規範,在缺乏相關配套的情況下,未來勢將出現一國兩制的紛亂現象。也就是針對公務員失職的追訴時效,是以被發現之日起算,而對一般民刑事案件的法律追訴期效則仍然維持以行為終了或發生之日起算。

根據這樣的分析,顯見民粹式或倉卒的立法,往往會出現治一經卻損一經的後果。於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則是,為何這種民粹即興式的粗糙立法,近年來會大行其道,以及其後果除了紊亂法制之外,又會有何後遺影響。

關於前者,導致民粹即興立法頻繁出現的原因,其實並不難索解。主要的因素包括行政部門的因循泄沓,讓法律規範趕不上社會情境的變化,不斷出現的法律空窗現象既提供人民行險僥倖鑽法律漏洞的空間,一旦發生法律難以規範的個案,為求亡羊補牢,自然就會走上民粹即興立法之路。

但除了行政部門未能與時俱進主動提案修法之外,立法委員同樣擁有主動立法權。偏偏多數委員並沒有足夠的法律專業素養,因此提案之際只考慮輿情反應,甚或是基於選舉考量,為所屬選區或關聯的產業、社團之特殊利益發聲。其結果所提的修法動議,往往只是凸顯背後所代表的單一價值與特殊利益考量,結果卻會造成整體法制的失衡與紛亂,讓修法的結果不是窒礙難行,就是因為只特殊照顧局部利益,最後卻呈現法律規範不符公義的後遺。

不論是嚴謹通盤考量的立法,或者是即興民粹式的立法,既然修法立法,自然是貴在可行。而在正常情況下,完成立法程序後自然是責由行政部門執行落實。於此就會出現一個弔詭現象,也就是面對社會快速變化所出現層出不窮的個案,一般的想法就是趕快制訂專法好讓政府有依法管理的依據。於此姑不論行政部門在員額經費未增的情況下,是否有能力執行落實這些新生事務與法律規範;真正值得正視的,這種舉動其實意謂著人民不斷的將權限付託給政府,最後反而可能增加政府濫權的風險。

責任政府與政府濫權之間其實只有一線之隔;透過立法反映保障多元價值、多元利益,卻還要兼顧是否兼容並重而不應是聲音大者就獨享尊嚴利益;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情境,立法也必需兼顧效率與時俱進和整體法制的周延穩定。這些看似難以相容的取向如何兼顧,其實也就是國家治理的要務。這其中包括國家領導人、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乃至民間企業、團體都應該各自承擔一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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