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哲文聽罷,大為驚訝,立即回憶起當年在重慶的情景。羅說:「到了重慶,我們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樓裡,專門給了我一個單獨的房間。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占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築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詳細去區分,但是日本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為我一進營造學社的時候,劉敦楨先生寫的奈良法隆寺玉蟲櫥子的文章我就讀過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們打仗,為什麼要畫在日本地圖上呢?我沒有多問,因為我覺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經過羅哲文與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斷,認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裡生活了很長時間,對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此地文物古蹟懷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貫主張:古建築和文物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人類有共同保護的責任。當時所標、繪的圖,既關乎文物古蹟,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護的建議順理成章,於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對此,羅哲文還引了古建築學家鄭孝燮與自己說過的一個事例,一九五一年的某一天,在清華園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輕的鄭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說道:「孝燮,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戰爭未毀,卻被火燒了,真是太可惜呵!」說罷,兩眼含滿了淚水。

孤證難立,有了羅哲文的回憶,綜合宿白與鄭孝燮所言,可知當年梁思成在北大講課時所言不虛。京都、奈良免於被炸毀的厄運,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終於在湮沒四十二年後大白於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對梁思成的人品、學識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體紛紛撰文報導,稱梁思成為「古都的恩人」。此時離梁思成去世已十四年矣。

(下)

(摘刊自時報出版新書「南渡北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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