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B6版)

抵臺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臺大的興建改革之中。當時的台大校園學潮洶湧,一九四九年三月底,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聯合鬧將起來,引發當局的嚴重關切,認為臺灣校園確實受到共黨分子的統戰與滲透,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命令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率部緝拿主謀分子。四月六日,臺北大批軍警按預定計畫闖入校園欲開殺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進臺大校園逮捕師生表示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傅對前往執行任務的彭孟緝道:「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禁於傅的氣勢,不敢造次,遂當場保證:「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未久,臺大被捕的學生多數放回。

各種困局接踵而來,傅斯年的身體很快垮了下來。一九五○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發言完畢即將回歸座位時,突然昏厥,第二天,臺灣省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召開新聞記者招待會,宣布臺大傅斯年校長於二十日夜「棄世」。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舉行安葬儀式。典禮由繼任校長錢思亮主持,俞大綵(編按:傅斯年夫人)親手將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台大「傅園」的大理石墓槨中。

李濟磊落思想情懷

李濟於一九四八年年底,不顧他的學生與陶孟和等的勸阻,毅然決然地押著他視若生命的國之重寶渡過波浪滔天的臺灣海峽,來到臺灣這座島嶼。因地小人多,時局混亂,來臺人員大多無處安身。李濟率領押船的部分史語所人員,勉強在臺大醫學院教室中搭個簡單的床鋪暫住下來。

初到台灣的李濟在朱家驊、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種種困難與阻力,於一九四九年創辦了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並於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繼續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還兼任該系系主任之職,並聘請史語所同仁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淩純聲、高去尋等到該系任教。這是中國科學界,第一次在本土把訓練職業考古學家列入大學計畫,從而開創了大學教育體系設立考古專業的先河典範,為中國考古學繼往開來作出劃時代貢獻。

儘管這一學科創辦之初,限於當時的條件和大眾對這一「烏龜殼研究會」和「刨死人骨頭」工作的陌生與偏見,招生很少,但總算為考古學的未來播下了種子。當時除一個叫喬健的學生自動轉系來到考古人類學系外,首屆畢業生僅有李亦園、唐美君二人。第二屆學生共招收三人,分別是張光直、林明漢、任先民。以後學生漸多,有許倬雲、宋文熏、尹建中、連照美等。這些學生走出臺大後,隨著歲月的淘洗磨煉,大多數成為蜚聲中外的考古人類學家。其中李亦園、張光直、許倬雲等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

一九五四年,中國大陸根據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所作「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續了幾千年的正體字全部廢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體字的聲浪遍及宇內。這年九月二十二日,李濟致信正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的張光直,說道:「中國學術在世界落後的程度,只有幾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們這一民族,現在是既窮且愚,而又染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破落戶的習慣,成天在那裡擺架子,談文化,向方塊字『拜拜』──這些並沒有什麼『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為天地之大,只有這些。」又說:「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這封切中時弊要害又情深意長的書信,鮮明地凸顯出李濟的心胸與思想情懷,並直接影響了張光直的思想和學術追求,使他在現代科學的道路上奮力前行,終成世界級考古人類學巨擘。

董作賓窮困不移其志

董作賓於一九四八年底攜家隨史語所遷臺後,繼續從事甲骨文研究並兼任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傅斯年去逝,由董作賓接掌史語所所長一職。董氏上任後,仍像當年在李莊一樣領導群賢做分內的研究工作,對島內的政治爭鬥與海峽兩岸發生的政治事件並無興趣。按董的說法,個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華教授浦薛鳳嘗謂的「太虛空裡一遊塵」,或謂滄海一粟,特別是作為知識分子,還是埋頭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實事為好。

有十個孩子的董作賓,生活境況尚非常的窮蹇糟糕。胡適出任中研院院長後,江冬秀由美到臺,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點稀飯,一點南瓜,覺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點主食和菜肴,被胡適阻止。胡談到史語所同仁住在楊梅時代,有幾家每月到了二十日之後,就用南瓜加鹽煮稀飯過日子,一直熬到下個月發薪水,然後到了下個月二十左右還得靠南瓜加鹽煮稀飯過下去。胡適所說「有幾家」中的第一號人家,就是董作賓。

儘管靠南瓜加鹽煮稀飯過日子,各項工作還是得琢磨著幹起來。因而董作賓繼傅斯年出任史語所所長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語所在南港建造辦公大樓和宿舍工程。一晃幾年過去了,眼看一座座樓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極其艱難,許多時候連吃飽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賓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兼課後,有幾位要好的同事經常看到他每次下課回家,都從校內的小賣部買一包花生米邊吃邊走,且吃得很香甜的樣子,就問他為何總是買花生米吃?董說講完課後肚子就有點餓,吃幾個花生米充饑,別的買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對方不解地問,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邊用手指捏著花生米往嘴裡送,一邊不好意思地笑笑說:「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許多年後,董作賓的兒子董敏證實了此事。對此,董敏補充說:「事實上當時的董家確實窮困得很,我爸爸有開夜車搞研究寫文章的習慣,他的桌子下面有個小鐵筒,裡面裝了一點餅乾糕點什麼的,晚上熬夜餓了的時候,就從鐵筒裡掏出一點點墊活墊活。開始孩子們不知道,等發現這個祕密後,就趁他不在家的時候偷偷給吃掉了,結果有一個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從小鐵筒裡找東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喪,起身在屋裡轉了幾圈,長吁短歎。我媽媽熊海萍起床看到爸爸愁苦悲戚的樣子,又看到那個空鐵筒,心領神會,當場流下了熱淚。」(本文摘選自《南渡北歸》,岳南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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