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梁思成進入賓州大學建築系後,收到父親寄來的《營造法式》。此書是朱啟鈐於1919年在江南圖書館穫見丁氏嘉惠堂抄本,加以縮印出版;接著上海商務印書館也影印發行。梁啟超在給他的信上說:「一千年前有此傑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已。」後來梁思成學成歸國,於1931年辭去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加入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直到1945年為止。

比較不為人知的是,朱啟鈐於1923年請實業家陶湘主持,與傅增湘、羅振玉、吳昌綬等,及其家人一起,據以前石印的丁氏抄本,以四庫全書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三閣本,和晁載之《續談助》、陶宗儀《說郛》等書的摘抄,以及蔣氏密韻樓所藏的舊抄本、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舊抄互校,以上都根據南宋紹興重刻本影抄。但因他們不是建築學家,明知偽誤,而各本相同,則不敢臆改。並據傅增湘於廢紙堆中,檢得北宋初刻崇寧本第八卷首葉前半,和第八卷內第五全葉,根據它的行款、字體仿刻。篇目仿大觀本,照刊陰文(即反白),看起來更加醒目。卷三十三、三十四的彩圖,依各本所據紹興本重繪。但原書僅注色名深淺,請曾為袁世凱督造洪憲瓷的郭世五按注填色,加以五彩套印,少者四五版,多者十餘版。郭世五除精於配色外,自己也印書,知道國產棉連、夾貢等傳統紙張,受到印刷機器反覆壓印,紙張伸縮不齊,導致套色不準,石印的版心沾上紙張的纖維,再印則會破損。他從閩紙中改良,印次愈多,著色愈飽滿。

編輯團隊和印務的選擇,均是當時各自領域的大家,可說是一時之選,三年後大功告成。此仿崇寧本校刊,世稱「陶本」。在行款、字體上仿宋刻印,在彩圖部份採用石印,和其他全部石印,以及後來兩岸出版業者影印的效果不同。「陶本」不但刊刻精美,同時它是中國第一部以官方名義刊行的最為系統、完整建築規範典籍。十餘年前中國大陸的拍賣會上,紅、藍印本即要兩萬多元人民幣,墨印本也要一萬元,據說三種版本都略有差異,而今不知能拍得多少善價。

1929年陶湘應聘於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是其中唯一來自商場俗世的雅人。並於三年後在故宮殿本書庫發現清初錢氏述古堂的抄本(簡稱「故宮本」),交給劉敦楨、梁思成、謝國楨、單士元等,以「陶本」為基礎,與《永樂大典》本、「故宮本」等重校,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各本在第四卷〈大木作制度〉中「造栱之制又有五」,只有其四,遺漏「五曰慢栱」一條四十六個字,唯有「故宮本」有。後來成為中國營造學社據以研究的底本。沒有陶湘的發現,不會使得後來的研究更加完善。可惜的是,當時陶湘的經濟已陷入窘境,陸續賣出自己心愛的書。並於1939年12月去世,享年七十歲,不然他可能集資重印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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