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所刊出王溢嘉先生「蘋果樹下,牛頓問莊子」一文,該文思深而理達,讀後甚有收獲。唯文中提到:「如果牛頓生長在古代的中國,向他的中國老師提出上面的問題(蘋果為何往下掉不往上掉),孔子也許會皺眉:你這個問題何補於國計民生?你問這無用又荒唐的問題幹嘛?」作者此言將孔子思想導向重於現實作用、反對探索真理的功利論;並塑造出孔子固執保守,威權而欠缺理性的性格。個人以為與事實頗有出入,勉為先哲澄清。

在《論語》的記載中,並未出現如王先生所言,孔子指斥他人「何補於國計民生」,或以「無用又荒唐」等負面批評加諸他人的情形。孔子所關心者,固然為人世倫理與內在修養,然他並未排斥其他議題,對於不同意見,也多能保持理性討論的態度。他不僅關懷現象,也同時探求事理本原,如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即曰:「大哉問」!又如《論語》所載:「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可見其欲「知其所以然」的心態。他的學生子夏繼承了這個態度,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尤其是孔子所處的時代,自然科學的觀念與方法並未建立,但孔子不僅不像當時普遍以宗教的方式來看待自然,反而對怪力亂神之說採取保留的態度;孔子還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他已然體會到了世界有一自然運行的法則存在,以及這自然法則的深窈無盡。

王先生在文中又說:「也許是為了矯正儒家經世致用的功利主義色彩,莊子特別標榜『無用之用』。」基本上要說莊子思想是針對儒家,尤其是所謂「功利主義」(不知此是否即指西哲之Utilitarianism)而發,那可說是一個學術史上的誤解,何況在先秦近於功利的是兵家、墨家或法家,不是儒家。孔子本身並無功利主義傾向,他對真理探索的興趣及對理性思維的慎重可能是王先生所無法想像的吧!

近世以來,對傳統思想文化的低估與誤解,正反應了知識分子飄搖於西風中的徬徨,然而傳統文化實際上並非如他們所想像的那麼顢頇迂腐。我很同意王先生在文末提出「無用之用,乃為大用」的觀點,然凡事只要一著滯於「用」的思考,則不免喪失其自我的主體存在意義,成為一「器物」罷了。儒家與道家對此早有體會,因此更期勉每個人在現世的「用」以外,有著自我內在的超越,以成為一個真正自由、和諧與圓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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