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倫敦非常的熱鬧繁忙。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賴幸媛、總統府資政蘇起,以及台灣歐盟中心(EUTW)邀集的中外學者們,同時聚集英倫,從不同的觀點和角度,討論台海兩岸相關議題。

曾經留學英國的賴幸媛在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的專題演講中,論及兩岸政策時,談到協商對和平的重要性時,引述了二○○五年因腦瘤逝世的英國前北愛爾蘭大臣莫琳(Mo Mowlam)的經驗與觀察,指出當世界各地許多和平的努力在推動上遇到困難時,北愛議題可以得到不錯的進展,其中最主要的關鍵之一是,當英國與愛爾蘭密切合作時,和平的進程就可以進展神速;當英國與愛爾蘭中斷合作時,就是麻煩的開端。

賴幸媛認為,莫琳的證言,談的不只是莫琳在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擔任英國北愛爾蘭大臣時任內的現象。一九八○年代,英國解決北愛爾蘭衝突的策略,也是由英國政府與愛爾蘭政府直接聯繫對話,開啟曙光。一九八五年時,英國與愛爾蘭簽署《英愛協定》(Anglo-Irish Agreement),英國邀請愛爾蘭參與北愛爾蘭事務,正式承認愛爾蘭共和國在北愛爾蘭事務上的協商諮詢角色,並試圖說服北愛爾蘭各大政黨參與協商,才讓整個北愛爾蘭議題產生重大的政治轉折,進入和解的新階段,奠下後來持續會談、協商的基礎。

這段英國和愛爾蘭就北愛的協商歷史和後來站在協商第一線上,極力促成北愛爾蘭通過和平公投,達成一九九八年《北愛和平協定》(Good Friday Agreement)的莫琳,雖非賴幸媛專題演說闡述馬英九政府兩岸政策的主題,卻是整個演說中,關鍵且精妙的援例,點明了在台海兩岸推動和平進程中,台北和北京雙方,持續對話協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讓我想起莫琳和那些曾經參與九七年到九八年間北愛和平公投和《和平協定》的英國政客與國際同業,無論背景種族和政治立場為何,那段期間裡,見證北愛和平,都是生命中一件難忘的經驗。

九八年初,北愛和平公投前夕,我首次走訪北愛,同行的兩位同業一位為法國《世界報》的倫敦特派,一位為南非《時報》的特派。前者在越戰期間,派駐亞洲;後者是在南非種族隔離和衝突期間的內政記者。我們在北愛首都貝爾法斯特機場會晤後,走進街頭,看到氣氛緊張、軍警坦克林立的景象,不約而同說出的第一句話是:「這簡直是戰區!」

位於衝突區附近的大街小巷,每個轉折,都要小心翼翼,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間,不得跨越彼此區域雷池一步,否則可能引來殺身之禍。街上遇到的每個北愛人,不分男女老少,幾乎都有自己的故事,談起和平和衝突,每個人仿若都是政論家。逾三十年的血腥殺戮,不論報復或和平,對當事者而言,仿佛都太沉重。然而,當殺戮對峙無法解決紛爭時,談判與和平,逐漸成為曙光和希望。

「如果這是我們要的,那些政客就不能否認或漠視。」當時一位十五歲好友遭殺害的北愛天主教徒年輕人篤定的說,「和平一定會來臨。」

對於當時隱瞞自己患腦瘤病情的莫琳而言,北愛協商則猶如自己吐盡最後心力的一搏。她後來把自己的北愛協商經驗總結在其著作《動力》(Momentum)中。莫琳指出,協商固然必須因地制宜,衝突和分歧也各自有異,但基本上,無論任何協商都必須包括下列幾項要素:第一,是「含括性」,必須把與協商有關各方人、政黨、團體的意見和考量都涵蓋在協商之內;第二,是建立互信和對彼此的信心,這點在推動和平進展協商中,十分不易,卻至為關鍵;第三,把握時機,保持協商動力,否則整個協商將可能大幅倒退。

此外,莫琳認為,任何和平協商,還必須考量一般百姓的實際需求,要懂得處理「麵包與奶油」(bread and butter)生活層面上的務實議題;談判協商要有周全的計畫和策略,但在執行上也要有彈性,要有冒險但不躁進的判斷與勇氣。

莫琳於二○○一年宣布退出英國政壇,○五年過世時,年僅五十五歲。而她永遠不放棄與任何一方對話的態度和精神,不僅博得參與和平協商各造的尊敬,也令英國政壇和與她接觸過的媒體,對她無比懷念。([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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