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來,世人不斷聽到「阿拉伯之春」一詞,已經有點生厭。西方有識之士也警覺到它被過分使用,因而造成一種難以描繪的反感。其結果是逐漸形成兩個陣營:自由派人士,尤其高級智識分子,覺得阿拉伯人受壓迫歧視幾百年,現在他們覺醒了(the Arab awakening,見圖,美聯社),西方有予以補償的道義責任。

另一方面,七月廿二日在挪威首都(Oslo, Norway)發生的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先放置炸彈,又開槍掃射,共殺死七十七人一案,兇手的動機就是他對阿拉伯人的仇視,引伸成對伊斯蘭的反感。布雷維克先寫成長達一千六百頁的宣言,解釋他行為的動機;題目就是《西歐的伊斯蘭化(The Islam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此人或許是瘋子,也可能是自大狂。挪威是講究人權的國家,七月廿六日開調查庭時,布雷維克大言不慚地說:他如此作為是要拯救歐洲,免受共產主義和「伊斯蘭化(Islamization)」的影響,挪威最高法院把他「留置」至今,尚未提起公訴。

自由主義者如此曲意諒解寬容的態度,難免引起另一種反應。尤其在美國,華府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一直被以色列與國內的「猶太遊說團」所左右。反對者因此創出一個新字Islamophobia,意指美國過分懼怕回教極端分子,連帶也對阿拉伯人懷有偏見。

美國即使高級智識分子中,也有很多這類反伊斯蘭的人士。其中還有頗著盛名的多產作家兼評論家,例如史賓賽(Robert B. Spencer)之流。史賓賽寫過十本書,其中兩本曾被《紐約時報》列入十大暢銷書之列。他也經常在《人間事(Human Events)》與《封面雜誌(Front Page Magazine)》發表文章,聲名遠播。

史賓賽認為歐美文明國家對伊斯蘭激烈分子有太多誤解,因而把「聖戰(Jihad)」也理想化了。他率先創立了「阻止美國伊斯蘭化聯盟(Stop Islamization of America)」和「捍衛自由陣線(Freedom Defense Initiative)」,目標都為破除這類錯誤的認知。

另一位大聲疾呼,要美國人注意伊斯蘭化現象的作家,是鼎鼎大名的作家霍洛維茲(David Horowitz)。他幼年時,父母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自己也是「新左派(The New Left)」的明日之星。但到他長大成人後,卻一反初衷,變成極端保守主義的喉舌,他所著《急進的兒子:世代之旅(Radical Son: A Generational Odyssey)》,頗能發人深省。

霍洛維茲創立了兩個團體,一個稱為「學生維護學術自由聯盟(Students for Academic Freedom)」,專門在各大學校園中與共產黨作對。另一個就叫「霍洛維茲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全部經費由他的版稅收入捐出。

還有一位女士蓋樂(Pamela Geller)用她個人的「部落格(blog)」與史賓賽互相呼應,專門反對伊斯蘭信徒在美國的活動,並與史賓賽合作推動前述幾項反制活動,點閱人數頗為可觀。他們二人並合著一書,我猜測實際由蓋樂執筆,因為封面上她的名字比霍洛維茲要大一倍。此書由著名的Simon & Schuster書店出版,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John Bolton為她作序,她因此還獲得去年的Annie Taylor獎,表彰她寫此書的勇氣。她也上了收視率很高的電視節目「六十分鐘(60 Minutes)」,可見此書影響力不小。

她這本書把美國政府罵得一文不值。書名叫《後美國的總統:歐巴馬政府對美國的戰爭(The Post-American Presidenc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War on America)》。初次看到這本書的外國讀者,可能會嚇一跳,歐巴馬怎會對美國開戰呢?說穿了,不過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已。

這兩個陣營,一方同情阿拉伯民族的遭遇,因而支持「阿拉伯人的覺醒」。另一方則視伊斯蘭為邪教,認為中東問題全是伊朗革命與柯梅尼(Ayatollah Khomeni)引起。雙方形成正反兩極,看法天差地遠,各有各的邏輯,永遠無法相互瞭解,進而和平相處。何況其中還夾雜有歷史造成的歧視與誤解,無法還原真相。

兩個陣營的群眾都不肯設身處地,為另方著想。據說伊斯蘭教信徒正在籌募基金,準備在「九一一事件」被賓拉登炸毀的雙子星大廈(Twin Towers)遺址,所謂Ground Zero那兒,造一所清真寺。我相信紐約市政府不可能批准此事。阿拉伯人雖然覺醒了,但後果與自由派的期望,似乎有些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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