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人物花岡二郎遺孀高山初子談霧社事件

最近,原住民文化及其相關的議題活動,屢屢交集蔚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例如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叫好叫座;又例如熱愛台灣山林及原住民的博物學家鹿野忠雄紀錄片的殺青首映;再例如南村落主辦、本月底開跑的「2011純原樣原住民文化節」,參與者眾,浩浩蕩蕩,時程更長達兩個月有餘。共襄盛舉,本刊今起推出「原民‧原鄉‧原動力」專輯,內容涵蓋了霧社事件的補白、熱愛原鄉之愛山故人的追憶、山海資源與文化的保存共生、原漢交融的真情流露等等,這些畫面跟場景,希望能夠提供讀者進一步了解「原民」、關切「原鄉」,點滴匯聚支持改革的「原動力」。

──編者

1973年中,政府有意將「霧社抗日民族英雄」莫那魯道、花岡一郎、花岡二郎入祀忠烈祠,一時在媒體上掀起辯論熱潮,莫那魯道固然沒有問題,但對於花岡一郎、二郎兩人,究竟是抗日還是親日,雙方人士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這一年,大家忽然發現莫那魯道的遺骸,將近四十年來,一直存放在台灣大學的玻璃櫃裡,經過了縝密的安排,當年12月24日,流離異鄉的英靈,終於在隆重的儀式裡,光榮的歸葬故鄉。

如果說2011年,因為賽德克巴萊電影的上映,而形成一個「霧社事件熱潮年」,1973年,可以說是第一次掀起的「霧社事件熱潮年」。

當年,引起我狂熱的是百岳的攀登,因為要利用到能高越嶺道作為進入中央山脈的捷徑,我已經多次在位於能高越嶺道登山口的廬山溫泉過夜。由於報章雜誌的熱烈報導,我得知花岡二郎的遺孀Obin Tadao(娥賓塔達歐,日名高山初子,漢名高彩雲)依然健在,而且在廬山溫泉經營一家精緻的日式旅館「碧華莊」。以往為了省錢,我們登山時都住在警光山莊,這一次,因為要滿足好奇心,我說服隊友們投宿碧華莊。

剛踏進玄關,就看到身為「女將(女老闆)」的Obin Tadao,穿著正式的和服跪著迎接我們,她的皮膚白皙,容貌清麗,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態度嫻雅的引導我們進入和式客房,隨即跪在矮几前,幫我們沖泡熱茶。

「各位一路辛苦了,請用茶,等一下可以先去泡湯,浴衣和毛巾都在這裡。」

因為剛進門的時候,我以日語問候,Obin可能誤以為我是日本人,也用日語說明。

「哇!錢花得太值得了。」傳統日式旅館的服務,讓原本捨不得多花錢的隊友心服口服。

「咦?她不是『山胞』嗎?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另一個隊友悄聲的問。

「看她的眼神,很利啊。」

「她不是應該有五、六十歲了嗎?看起來好年輕,像四十出頭的樣子。」

「喂,你什麼時候要問她花岡二郎的事啊,我們不是為了這件事才來住這裡的嗎?」

總共只有四個人的小隊伍,七嘴八舌的像一大群麻雀一樣吵。

怎麼問呢,我也不知道要怎麼開口。

終於,在晚餐的時候找到機會。在房間裡用餐的時候,Obin指揮女侍把菜餚擺好,然後手持冰透的啤酒為大家斟酒。

「泡過湯後喝冰啤酒是最好的,各位好好享受,明天起各位要辛苦了。」

我把握這短暫的機會趕快開口,明知故問的說:「請問,您是Obin桑嗎?」

她微笑的點一下頭。

我猴急的再問:「能不能跟我們說一點有關花岡二郎的事,他究竟是抗日還是親日?」

Obin Tadao怔了一下,隨即低頭快速的說:「對不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全都記不清了。今天客人很多,我不能陪各位了,請慢慢享用。」說完之後,她快速的磕個頭,隨即退出房間,關上紙門。

果然真的客人很多,隔壁傳來一邊擊掌一邊高唱的日本歌,今天的碧華莊應該是客滿的。

1970年代,戰後一度殘破的日本又站起來了,挾著經濟力的優勢,日本人再度回到台灣,許多日資公司在台灣設立,來台工作或旅遊的日本人,讓台灣的溫泉區欣欣向榮,台北是北投溫泉,台灣中部則是廬山溫泉。廬山溫泉原本屬於馬赫坡社,那是賽德克英雄莫那魯道的部落啊。

雖然沒有從Obin那裡得到任何答案,但這件事引起我對霧社事件莫大的興趣,回家後立刻到圖書館翻找資料。

1976年,為了探訪霧社事件馬赫坡勇士最後死守的岩窟,我再度來到霧社,第一晚投宿警光山莊,遙望燈火通明的碧華莊,我知道Obin Tadao一定忙著招呼客人,也依舊保守著心中的秘密。

探訪「馬赫坡岩窟」的歷程,後來以一篇感性的文章〈霜冷月寒弔英靈〉發表在中央副刊,引起了不小的迴響,我希望Obin Tadao能夠看到,知道我不是一般好奇的遊客,或者只是不斷想來挖取秘辛的媒體。

1978年深秋,我陪著新婚的妻子徐如林,準備去中央山脈縱走「能高安東軍」那一段美麗的稜線,預定完成後要回到白石山,繼續去探訪賽德克族傳說中的祖先發源地Bunohon(白色樹石)。

由於新婚不久,還在蜜月的氛圍裡,不適合住警光山莊,所以還是訂了碧華莊。這幾年碧華莊生意興隆,已經擴建成中型的旅館,不變的是Obin Tadao依然穿著正式的和服,跪在玄關迎客。

「初子桑,記得我嗎,五年前曾經在這裡住過。」

「啊,是登山的楊桑,這次要去爬哪座山啊?」

「想要去探訪Bunohon,賽德克祖先的發祥地。」

「路途很遙遠啊,連山地人也沒有幾個去過,請問這位是?」

「新婚的妻子,她也喜歡登山。」

「好可愛的妻子啊,夫妻能夠一起登山,真是太好了!」

在引導我們前往客房的時候,Obin Tadao與我邊走邊聊,我改叫她初子桑,是因為聽到別的客人都這麼稱呼她。五年了,她還記得我,這樣的記憶力,怎麼可能忘了有關霧社事件的細節?

在房間沏茶的時候,Obin用國語正式的向徐如林致意,同時再說一次:「夫妻能夠一起登山,真是太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我總覺得Obin Tadao說這句話時,透露不勝羨慕又有些許遺憾的神情。

晚餐後女侍來收拾餐具時,詢問我們:「晚上有沒有空閒,女將想要跟你們說幾句話。」

Bravo!我差一點大喊出來,五年前我確實是太唐突了,老實說,當時我也只是一個好奇的遊客而已。這幾年來,我查閱了很多霧社事件的相關資料,加上曾經去馬赫坡岩窟探訪的經歷,Obin Tadao一定是認可了我的努力,願意跟我談起霧社事件的話題了。

身為女將,Obin Tadao有一間小巧精緻的辦公室,當我們坐定之後,她拿出一個長型的禮物盒子,含笑的說:「新婚禮物,是一對『夫婦箸』,小小祝福,太過簡慢了。」

「您太客氣了,這禮物意義太好了。」成雙的筷子,代表夫妻永不分離,長長的筷子,隱喻白頭偕老,這是非常傳統的日式祝福。我恭謹的接過禮物,低頭表達謝意,心中卻有一點失望,不是嫌禮物微薄,而是,Obin Tadao對霧社事件的回憶,才是我所期待的。

「登山很辛苦,一路上要好好照顧奧桑噢。」

「沒問題的,她的登山經驗很豐富。」我們一邊喝茶,一邊漫談一些客套話,我心裡很急,臉上卻不敢露出急切的表情,不斷的祈禱:快說吧!快說吧!快把妳隱藏的祕密和痛苦說出來吧!

終於,我的祈禱得到回應,Obin Tadao換了一個深沉的表情和低沉的聲音,開始說出隱藏多年的心事。

「看到新婚夫妻的恩愛,讓我感慨很深,我也曾經有過非常幸福恩愛的新婚生活。楊桑,幾年前我告訴你記不得霧社事件的事,那是騙人的。這幾十年來,只要我閉上眼睛,當年那一幕一幕的往事就浮現在我眼前,我怎麼可能忘記呢?

「我是霧社事件的餘生者,原本我也要與二郎同樣自縊於花岡山,完全是為了腹中的胎兒,才忍辱偷生下來。

「前幾年,莫那魯道的骨骸迎回霧社的前後,很多記者和教授都要來訪問我,他們都有各自的立場,有的希望我說,一郎、二郎是帶頭抗日的,有的希望我說,他們兩人已經是與部落為敵的日本人,我一律告訴他們說,我不知道。」

「就像霧社事件當年,我明明知道一郎、二郎和全家族早已自殺多時,日本警察和記者來逼問我時,我也是說,我不知道。(以下是Obin Tadao講述一郎、二郎及全家族自殺前徬徨蹉跎的痛苦歷程,限於篇幅無法在此細訴,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林務局出版,徐如林、楊南郡合著《能高越嶺道 穿越時空之旅》)

「霧社事件發生後第三天,日本警察就攻上霧社高地,他們占領霧社街後,開始搜救日本人餘生者,也搜捕抗日的馬赫坡、赫哥這些部落的人,當時,我已經被帶到巴蘭社住在親戚家。日本警察搜捕的第一要犯就是一郎和二郎,因為,那些餘生的日本太太,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格外痛恨一郎和二郎,有個太太甚至造謠說:『親眼看到花岡二郎引誘躲藏的小孩出來,再加以殺害。』後來日警在我們家中和宿舍,找到很多日本的衣物用品,那些太太又說:『我們親眼看到花岡二郎登門搶奪日人財物。』其實,那些東西都是我們自己買的呀!而且霧社事件爆發後,二郎一直和我在一起,怎麼可能去做那些事?

「我知道說出實情也沒有人相信,所以假裝受到太大的刺激,病倒了,警察來問話時,我都裝作失憶的樣子。一直到11月8日,曾經在赫哥駐在所服務過的田村憲治巡查部長,發現了花岡家族自殺的現場,消息傳來後,我彷彿放下心中的大石塊,到此時,我才能盡情的呼天搶地,痛哭一場。

「11月9日,日本警察押著我前往花岡山確認死者身分,我看到櫟樹上掛著二郎和家族老少20具半腐的屍體,不遠處倒臥著一郎、花子和嬰兒,回想十幾天前,我們在樹下圍著篝火,唱輓歌請求祖先來接我們的情景,不禁伏地痛哭,哀傷到癱軟無法起身。

「由於一郎切腹自殺,二郎穿著紋付羽織袴日本禮服自縊,被解讀為『不願意屈從反抗蕃,死時仍不忘身為日本警察的尊嚴』因此受到讚揚,巴蘭駐在所的日警都轉變對我的態度,不再敵視我。但是,不時仍有霧社事件被害者的家屬,前來巴蘭社,要求警方隨便給他們一個『反抗蕃』,讓他們『試刀』以完成復仇的心願。

「霧社事件被鎮壓後,日警將我們反抗六部落的餘生者五百多人,分別安置在羅多夫收容所和西堡收容所,說是收容所,其實是變相的監禁。我因為身分特殊,巡查給我比較多的自由,可以到外面走動。當時我因為懷孕,腹部慢慢膨大,日本巡查的太太們對我有很大的敵意,經常故意走過來拍一下我的肚子,嘲諷的說:『唉呦,吃了甚麼好東西?胖成這個樣子!』甚至,連佐塚愛祐警部的妻子,同樣是泰雅族的Yawai Taimo也對我說:「妳為什麼還活著,不一起去死呢?」老實說,如果不是為了答應二郎,要好好的將孩子生下來,我好幾次都痛苦得想要自殺。

「霧社事件發生後隔年4月,我已經大腹便便了,因為收容所主任安達健治囑託的好意,讓我可以借用羅多夫駐在所的浴室。4月24日晚上,我去借用浴室的時候,安達主任勸我當晚留宿在駐在所內,不要回到收容所,我不願意讓人背後說話,還是回到收容所過夜。

「當天過了半夜,忽然槍聲四起,道澤群趁夜襲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人,我在混亂中捧著肚子衝出去,慌不擇路的滾下山坡,靠著夜色的掩護,躲在樹叢裡直到天亮,才被警察找到帶回霧社。

「這就是大家所說的『第二次霧社事件』,當晚被道澤人殺了195人,另有19人自殺,6人失蹤。日本警察假裝事先不知情,報告說這是道澤人自發的復仇事件,其實,前一天晚上安達主任叫我在駐在所過夜,就可以說明一切了。

「5月6日早晨,我們這些『第二次霧社事件』的餘生者共298人,在日警嚴密的監視下,長途跋涉到川中島定居,當時我已經懷胎十月,隨時可能生產,然而,還是得一步一步痛苦萬分的跟著走。我知道,我的故鄉赫哥社已經被日本人送給道澤人了。到川中島後第六天,我生下了二郎的遺腹子,取名叫Awui Dakis,嬰兒七個月大時,在日本警察安排下,我嫁給擔任駐在所警手的中山清(Piho Walis),他與我同樣是赫哥社人,我們都是霧社事件的餘生者,只能彼此相依為命。」

說到這裡,Obin Tadao已經很累了,在二個多小時的談話裡,她一生最苦難的一段記憶,像包裹多年蠶繭一樣,一絲絲的被抽離出來。很難想像當年一個僅僅16歲的少婦,可以背負那麼多的痛苦與折磨,更難以想像的是,她能把這些痛苦包裹得那麼好,以一個堅強的太太、媽媽與旅館女將的身分,勇敢的活著。

Piho Walis在戰後改名為高永清,曾經擔任第一、二屆霧社鄉長,Obin與二郎的兒子Awui Dakis改名為高光華,正是我們訪問Obin當時的鄉長。

懷著沉重和感謝的心情,我們向Obin Tadao道晚安,希望在她說出這些沉痛的記憶之後,放下心中的大石塊,今晚,她可以睡得安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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