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遙遠而模糊的記憶中,在一個遙遠的山谷裡,那是34年前,曾有一位既幹練又如慈母般的女頭目,為我戴上的是象徵著極榮耀的華麗頭飾。有獸牙、豬牙鑲在上面,還有一套有華麗刺繡和銀飾的服裝。我聽不懂她為我戴上頭飾時所說的話,族人簡單的翻譯,我記得大致的意思是「如今,我把妳當做我們親愛的孩子,從今以後,妳要常常回來看我們,和我們唱唱歌、跳跳舞」。

「來吧!我們來唱祖先的歌謠,一唱再唱,多美好,不要忘記今天的歌聲和歡笑,讓祖先的故事,永遠流傳」──林廣財

為我冠上一個花環吧!

「啊!徐璐小姐,今天我們把『Cemedas』這個名字給了妳。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太陽要出來時的第一道光芒。希望這樣一個名字,能使妳和我們一樣,從此都會受到祖靈的保佑,一切平安。」

漢名叫張振明的Kuliu老師,一位充滿智慧、在部落備受族人敬重的長老;在幾個頭目及族人、長老都在場的一個聚會中,述說了為我取這個名字的過程。「我想過了小米Va.u,但我們這裡的小米不夠好,我也想過Liavaous,不過,這是我們的兄弟胡德夫母親的名字……,所以……不好意思……算了……」

Cemedas是排灣族的名字。排灣原名Pawan,指的是在那大武山的最高處,祖先的聖地。族人相信人會死去,但靈魂卻會去Pawan與祖先在一起,永久存在宇宙之間。在排灣族的Milling'an(米靈岸:指神話故事、傳說)中,他們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百步蛇,也有傳說,他們的祖先是立柱後二個太陽卵所孵出的一男一女。對他們而言,他們相信人的一生都操縱於太陽的造物者和大自然的手中。當原住民部落賜給你一個名字,代表的是一種接納、一種認同。而我被賜予的排灣族名字能和太陽有關,那又是一種我承擔不起的榮耀了。於是,在台東大武山下的嘉蘭村,經由胡德夫和巴奈的牽引,我在莫拉克風災後走入這個部落,如今,我有了一個名字,叫「Cemedas」。 在2010年的初冬。

「為我冠上一個花環吧!於是,我就能和你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在一個部落的動土儀式之前,我向Kuliu老師說,因為在一個遙遠而模糊的記憶中,在一個遙遠的山谷裡,那是34年前,曾有一位既幹練又如慈母般的女頭目,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她為我戴上的是象徵著極榮耀的華麗頭飾。有獸牙、豬牙鑲在上面,還有一套有華麗刺繡和銀飾的服裝。我聽不懂她為我戴上頭飾時所說的話,族人簡單的翻譯,我記得大致的意思是「如今,我把妳當做我們親愛的孩子,從今以後,妳要常常回來看我們,和我們唱唱歌、跳跳舞」。

部落裡被帶走的小孩

那是1976年,只有20歲的我,大學二年級,參加了唯一的一個社團「山地服務社」,我不記得我們這一小組一共有多少人,4人、6人?我只記得那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天空是帶著烈焰的藍,刺到我們幾乎都睜不開雙眼。我們從台北坐了很久的火車,再坐上貨車,再走了一段山路,終於到了一個幾乎是由石頭和檳榔樹所堆砌出來的小村落。這個部落從外表看起來是貧瘠的,滿眼望去,都是黃土和灰灰的石頭。但是,每株大樹都以著它自己的生命,長成各種奇特的形狀,再抬頭往上看時,碧藍無盡的天空和悠然而過的白雲。特別是四周陡峭的高山,帶著無言而威的綠,讓人不由地起了敬畏。這個小部落也因而有了一種與外隔絕的神祕力量。「我們部落裡是有巫師的」,接我們上山的人說。

我的眼睛輪廓深邃,20歲的年紀,在追逐陽光的青春中把皮膚曬得黝黑,在大樹下處理蕃薯、拔菜葉的一群部落婦女中,有一個人拉著我的手,笑瞇瞇地看著我說:「妳一定是從我們部落裡被帶走的小孩啦!」我開始每天看著部落裡年輕的女孩,即使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碰到的也是兔子、渡渡鳥、紅心皇后,而我卻在一個完全陌生,幾乎說著不同語言的神祕村落,看到一雙雙好像自己的眼睛,這真是一件很魔幻的經驗。還好,對於「不是親生的」這件事,我在約8、9歲時,就在家裡自導自演地鬧過一場「我不是親生的」悲情演出,那時左鄰右舍、同班同學都有幾個「不是親生的」故事,聽起來很悲壯。有一天,我就在家裡進門的牆上,寫了「我不是親生的!我走了」,但沒多久,我的家人就在家附近的一家麵包店前,找到了在蛋糕櫃前,眼睛瞪得發直的我。日漸長大後,我也終於知道那輪廓深邃的雙眼完全來自父親。

當年,我們「服務」了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只記得在一個學校操場,有著盪鞦韆,那是我們「服務」小朋友、和小朋友玩遊戲的地方。我們帶他們玩救國團的遊戲,小朋友都很害羞,但熟了之後,他們反而拉起害羞的我們,帶我們唱歌、跳舞。在土(土反)部落的日子,每到了傍晚及晚上,老人家及媽媽們在自家門口或聚在某人家門口輕輕地吟唱,偶爾也有穿透山林的呼喊。有一次,我們跟著三、四個略為盛裝的部落年輕人和老人家,到好幾個家裡,一家一家地聽著青年人唱歌,少女們坐在家人的身邊,不太說話,但屋子裡的其他人會半吟唱,半說話地進行他們的交談。這些吟唱的聲音,在空曠的山裡,屋內、屋外迴繞著。我的土(土反)記憶,即使在往後的日子曾逐漸褪色,但,這些吟唱的歌聲卻一直深植在我的心裡,迴旋不止。

女頭目的牽引

34年來,我這個被稱為「從部落被帶走的小孩」,並沒有「常常回去」,正確的說,一次都沒有。台北的一切,使得那個遙遠的部落被封存在記憶的一個小角落。參加「山地服務社」這件事,在我們回到學校後,就被多數同學嚴厲的反省,「是我們服務他們,還是他們服務我們」……我的「山地服務」也就此畫下句點,許多記憶,也開始變得模糊。但是在1999年,當我在一張叫「黑暗之心」的專輯裡,聽到屏東瑪家鄉佳義村頭目之子林廣財唱出排灣語的「來甦」古調時,我全身像被電擊一樣,在這首我聽不懂的歌聲中,有幾句吟唱和旋律,我竟然是如此的熟悉。那個遠方的山谷,那些老人家的吟唱,那些記憶,片段片段的回來了。去年,有一天,我無意中發現了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上,那個戴著頭飾、穿華麗服飾的「我」從冬天封存的洞穴中甦醒了。當年在那群山上的小孩中,一個只有9歲,有著一雙水汪汪大眼睛,一直視我如姐姐的「翠芳」也在那陣子連絡上我。我才知道當年我們「長途跋涉」而去的那個部落,正是台東縣達仁鄉,一個比嘉蘭村更深山的排灣族部落──土(土反)。

34年後,2011年的3月,我回到台東的土(土反)部落,一眼就認出了當年我們花了最多時間「服務」小朋友的那個操場,這是土(土反)部落幾乎唯一沒變的景物。當年的女頭目已逝,因為排灣族是長嗣制,所以接替她位置的是她的長女,也是現在的女頭目,當她看到我手上的照片,驚訝的幾乎說不出話來。她立即進到房內,在一櫥櫃的傳統服飾中,找到了當年她母親親手為我穿戴的頭飾和衣服。我在她的屋內,看到了掛在牆上的一幅照片,我看著照片,知道就是這位當年把我當成自己孩子的女頭目,為我的生命中,牽引了我與原住民的一條線。

胡德夫的憤怒

在林廣財的排灣古調「來甦」喚醒了我幾乎沉睡的山谷記憶之前。有一個聲音,一直引領著我,走向其他的山谷,並從女頭目為我繫上的第一條線,一路編織成我內心中的一條籐蔓。這個聲音就是被我們稱做Kimbo的胡德夫的歌聲。當胡德夫在1970年初期開始在哥倫比亞大使館的咖啡館和1973年在國際學舍的第一場公開演唱會,第一次唱出他的卑南古調「美麗的稻穗」時,震驚了台北的藝文界。這是台北第一次聽到了來自他們完全陌生的山谷裡的歌聲,被政府稱做「山地人」的歌聲,全場起立為他鼓掌。1977年,我第一次聽到了他的「美麗的稻穗」,眼淚當場一發不可收拾,我模糊地想起了那聳峻的高山。當原住民少女雛妓事件發生後,胡德夫和婦運先鋒李元貞等許多關懷原住民的人,從陰暗潮溼的小房間裡,抱出了一個又一個子宮都已潰爛、幾乎奄奄一息的原住民小女孩,「她們都是才12歲、13歲的孩子啊!」胡德夫唱出了「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用歌聲撫慰這些少女。

由於這些事件,在我其實仍然懵懂的青春歲月裡,胡德夫引領我的,已超越了山谷裡最美麗的聲音。他更像一個良心,開始讓我看到、聽到、一個又一個原住民在社會底層被踩踏的不成人形的故事。也因為這些不成人形的同胞的血淚,胡德夫憤怒了。特別是在1984年海山煤礦事件發生後,74人慘遭活埋,其中72人是阿美族的原住民礦工。他放棄了原來可以像當年和他一起出道的萬沙浪一樣,在電視台、在民謠專輯可以名利雙收的事業。

講著講著,淚水會從眼角流下的胡德夫,走上了街頭。他成了台灣第一個為原住民爭取權益的「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會長。走上街頭的胡德夫,失去了名利,並經歷過長達10幾年一段外人難以想像的落魄與潦倒。當他痛苦到了極盡時,曾把炸藥綁在自己的身上,本來答應為他點燃引信的朋友,抱著他痛哭、求他「活下來吧」。這位朋友後來在一個石頭上刻了「原住民」三個字,送給他。是的,「原住民」這三個字,是胡德夫用他的黃金歲月爭取來的,它取代了帶有歧視的「山地人」之稱呼。而我,在胡德夫及那個年代許許多多良心的感召下,我也更深入走入台灣的許多角落,並再度走入部落。這是跟隨著胡德夫的一條原住民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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