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大陸溫甬鐵路動車追撞事故還未淡出人們視線,上海地鐵又發生追撞事故。論者指「世界奇蹟」的虛名之下暗伏著大禍,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量建設江河水電、地下鐵道、核電站、城市化、高速鐵路等區域型項目和高技術工程;近年,則有徵地拆遷暴力氾濫,技術安全事故多發。於是,包含強迫命令、謊言浮誇、胡亂折騰造成嚴重浪費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諷意義的「大躍進」,在新聞傳播和批評輿論中復活了。

民生缺位的偽發展

7月23日一場驚天動地的動車組追撞事故,給出了鮮血淋漓的結論:速度頌歌唱不掉高技術「大躍進」的災難隱患。或許有人以為,此一事故的傷亡規模與當年「大躍進」數以千萬計「非正常死亡」不可相提並論。這是冷血的強詞奪理,因為不久前的日本福島核危機證明了存在著更可怕的高技術風險;慘案所控訴的,不過是許多人早就壓抑於心底的憂慮:無論工業化時代抑或高技術時代,大躍進一定「要命」。我們應該思考,如何盡可能從根本上避免?

大躍進式「發展」為什麼會釀成社會災難?根本原因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主義政治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缺乏人本價值、公共理性和責任體制。

在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大躍進」思想路線占主導地位,唐突推行急速農業集體化和經濟重工業化。在「社會主義高潮」和「大躍進」的高壓下,地方幹部便把謊報經濟數字的政績虛構當作維持地位的手段。結果,集體化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重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事實上剝奪農民的口糧,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治正確,又不允許民眾流動就食,最終釀成了漫山遍野鐵爐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慘劇。

尤其令人痛心者,儘管彭德懷試圖在廬山會議上糾正大躍進錯誤,儘管劉少奇試圖通過7千人大會對大躍進有所反省,但這些建設責任政治的努力,都被黨內錯誤思想路線摧毀了。即使到現在,由於種種原因,大躍進及其衍生的廬山會議鬥爭、「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細節,仍然模糊。

歷史悲劇不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等等稱頌。歷史學術荒廢造成經驗教訓認知缺失,政治推動經濟形式主義增長的國家結構,是大躍進模式在高技術時代復活的前提。

安全短缺即消費死

在京滬高鐵通車前,一位曾位居鐵道部高層的高鐵工程專家對媒體披露:某部長「什麼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買300公里每小時的車,跑35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2007年4月,中國「D字頭」動車組列車進入時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樂部,鐵道部新聞宣傳官動情講述:「我們應該還記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幹線動車組時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時的車速像風一樣快。現在我們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國自己生產的和諧號動車組的速度比12級颱風還要快,因為它的速度每秒達到了56米,而12級颱風每秒是32.6米。」到建黨90周年開通京滬高鐵之際,這位官員更通過新華網對全國人民說:「中國高鐵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造的人間奇蹟,是我們國家實力的象徵,每個中國人都為之感到驕傲和自豪。」

如此的「人間奇蹟」、「世界水平」論和頌歌自讚、祭告獻禮法,正是經典的大躍進話語模式和政治經濟學特徵。

但誇誇其談取代不了經濟規律和技術規律,正如當年謊報經濟數據雖可逢節獻禮卻必引發日常饑荒一樣,「世界奇蹟」的虛名之下也暗伏著大禍。

事實證明,中國經濟重複著民生缺位的錯誤:在工業化大躍進時代,主要表現為消費短缺即餓死,在高技術大躍進時代則主要表現為安全短缺即消費死。

當然,還由於忽視管理制度建設和安全文化培育,導致生產過程中的安全事故頻發;即使到今天,人類工業史上最古老、安全經驗最豐富、規章制度最易懂的採礦業,在中國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基於強國信念或政績目標的政治化高技術引進,雖能帶來一時的GDP統計增長,但安全短缺對社會系統協調發育、創造能力健全成長的真發展構成致命打擊。GDP冒進而文明價值缺失的經濟增長,只能是一種偽發展。

以責任政治為前提

怎樣才會有真發展?沒有責任政治的前提,人本價值不得確立,公共理性無以生成,經濟增長必帶來浪費與貪汙,「發展」的結果不是兩極分化就是規模性非正常死亡。

1951年,劉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上就公開提出:「沒有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權的發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工業化。……因此,我們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化與工業化!在我們這裡,民主化與工業化是不能分離的。」

因此,作為中國問題的具體討論,並不能把現實的大躍進式「發展」災難籠統歸咎於制度問題,淹沒於宏大歷史敘事;鍥而不捨地追究每個災難的真相細節和所有涉案個人的法律責任,才能積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變,加速實現責任政治質變的進程。

社會的價值共識和政治認同是形成民族國家的條件,也是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入口。沒有責任政治,任何發展的努力都會加劇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風險,安全事故不過是社會分化、對立、衝突的一種表徵而已。

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但慘烈的大規模人命傷亡也是刺激社會道德、喚起良知行動的契機,尤其在當今傳播技術發達的信息化時代岸──這意味著謊言政治的高風險。

試想,工業化「大躍進」時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千萬計非正常死亡,如果通過媒體呈現在大眾面前,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健康力量糾正錯誤的努力,可能會得到廣大基層幹部和民眾數量優勢的支持,從而促成中國的改革。

現在,高技術大躍進的慘禍無可挽回地發生了,那種模仿「三年自然災害」的「暴雨雷擊」解釋,立刻遭到輿論反駁和普遍拒絕,政府的責任承諾不得不被強化到國家政治信用的高度。

基於被激發的道德共鳴形成價值共識,在追究真相和責任的過程中凝聚政治認同,為杜絕新的人禍而積累公共理性、健全責任體制──這些努力逐步壓縮謊言再生產的權力空間,中國才有真改革、真發展。(摘自《南方周末》2011-09-29,作者姚力文為人民日報社原農村工作部主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祕書,劉建平為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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