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緬甸政府一系列的舉措使中國與緬甸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緬甸總統吳登盛先是宣布中緬合作興建的密松水電站停工;又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印度。無獨有偶,越南執政黨書記阮富仲訪華之際,其國家主席張晉創則率團訪問印度,雙方簽訂在南海開發油氣協議。2010年,東北亞外交局勢波雲詭譎,而2011年,東南亞地區陰晴未定。中國周邊環境一夕之間逆轉,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外交怎麼了?

對中國而言,過去10年是中國快速發展的10年,官方稱此為國際戰略機遇期,世界超強美國忙於兩場戰爭,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經濟日漸強大的中國,在外交方面卻陷入困境中,究其根源在於身分的焦慮。

經濟難撐大國地位

首先,經濟崛起的影像與大國形象構建的反差。從外匯儲備來看,10年之間達到3.2兆美元。從國際戰略而言,中國經濟崛起是種表象,是搭上了全球化的末班車,以廉價勞力、資源,強勢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而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之中。換言之,中國經濟大而不強,中國經濟崛起是依附性增長,高鐵事件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使中國在技術、金融方面的軟肋暴露無遺。目前中國經濟不足以支撐中國的大國地位,但是崛起的影像卻模糊了人們的正確認知。

其次,大國地位的訴求與國家制度建設的反差。無論政府還是民眾都有種盛世情結,漢唐盛世不僅成為神話,也成為中國民眾對未來中國國際地位的一種憧憬。官方提出復興中華民族,也是這種盛世情結的反映。當下,中國仍處於建構現代國家過程中,制度建設與大眾政治參與相互疊加,使中國處於內外失調的狀態。

再者,防禦型民族主義與大國民心態的悖反。民族主義重塑了現代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反殖民過程中形成的,敵我觀念明確,如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施密特所言,「政治就是一種決斷論,劃清敵人與朋友至關重要。」中國的民族主義都在尋找一個現實或者潛在的敵人,比如《中國不高興》、《中國可以說不》這些極富民族主義色彩的圖書暢銷,便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大國民心態還有相當距離。

美國仍是世界規則制訂者,潮流引導者。中國應客觀評估當今世界主流,才能擺脫「逢美必反」的怪圈,重新定位外交目標與原則。

仍處艱難轉型過程

第一,走出GDP崇拜,重塑大國形象。大國的形象是國家實力與意志力的合成,是一國信譽的體現。俄羅斯的GDP並不高,但是普京總理與梅德韋傑夫總統打造的俄羅斯統治精英集團「言必行,行必果」的外交風格,改變了葉爾辛時代羸弱的外交風格。中國GDP遠高於俄國,卻陷入了一種「大禮包」的陷阱,中國領導人出訪必定有禮包相送,而外國元首訪華也必有大禮包帶回。「禮包」外交折射出中國外交思維的狹隘,這種外交不可持續,邊際效益會急劇遞減。

第二,外交不僅是利益的博奕,也是道義的共享。不干涉內政是1648年威斯伐利亞體系以來的外交原則,但已受到人權外交的挑戰。尊重主權並不意味著可以罔顧人道主義,縱容暴政。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已斃命,但中國卻是最後承認「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大國;利比亞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中國卻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對阿塞德政府制裁案。民主、憲政、法治、人權等是國際外交的道德與倫理,中國外交須順應潮流,及時調整,失去道義支點的外交難有立足之地。

第三,中國現代國家的構建尚未完成,難言崛起。盛世情結只能增加虛驕之氣,民族復興徒增戀舊情懷。如英國學者梅因所言,現代的轉型是從身分轉向契約。中國仍處於艱難的轉型過程,大陸社會誠信缺失、法治不彰,意味著中國還沒有以法律與貨幣建立一個高效、自主的政府。以吏為師的傳統下,社會誠信缺失源於吏治敗壞,一個誠信稀缺的國家是無法建立國際信譽的,更談不上崛起。

第四,適時結盟。中國外交的一大困境是沒有朋友。結盟是現代國際關係必備曲目。美國依靠龐大、密切的同盟網路支撐其霸主地位。中國固守不結盟的信條,既不能增進中國國家利益,也無法獲得道義支持。(作者為國際關係博士,日本亞太政經調研中心海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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