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殷一生為人,最會觀察火色,抗戰前見日人勢盛,必欲圖我華北,乃率先割據冀東。

為了使大家便於瞭解,在下特別摘錄出當年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刑事第二庭對殷所做判決的結論部分:

綜上所述,是知被告由冀東自治一轉而閉門研究水利。再轉而復任偽職,動靜雖異,其通敵叛國之野心,十餘年如一日,並無頃刻間斷,自不得因其動態不同而予以歧視。按被告犯罪的時間可分為三段:第一段,自24年11月起至26年7月29日「通州事變」時止,係乘我國將與日本開戰之時,勾結土肥原,宣布冀東自治,不但將保安隊聽由日軍調動,並建築飛機場,安置軍用電話、電台,以便利日本軍事上之需要。就此行為單獨而言,顯係犯《刑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之外患罪。第二段,自被敵拘禁保釋後至33年2月止,為研究水利,預備通叛敵國,苟無嗣後出任偽職以為實行,固僅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五條之罪,但此項預備行為已為最高度之實行行為所吸收,自不另論。第三段,自32年2月起至抗戰勝利時止。歷充偽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係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又按《懲治漢奸條例》為《刑法》外患罪之特別法,外患與漢奸行為所侵害之法益,均為國家安全性質相同,即屬於《刑法》第五十六條所謂同一罪名,若以概括之意思,反復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依法即以一罪論,則遇有連續數行為各別,所應用之法律有不同時,只應依其罪刑較重之最後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處斷,並無適用。

群奸之首英俊溫文

首先,各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之餘地,被告所犯外患罪時期,雖僅有現已廢止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現行刑法等法律,而《懲治漢奸條例》尚未公布施行,但被告所為外患行為與其後所為漢奸,係以概括之意思連續反覆為之,已如上述,而其最後行為又在《懲治漢奸條例》所公布施行之後,則前之外患行為與後之漢奸行為,只應依《懲治漢奸條例》論以一罪已足。至《刑法》第一百零二條之內亂罪,當然包括於《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謂反抗本國之內,亦不另成罪。

從上述判決理由看,如果殷某在通州事變解除偽職之後,繼續閉門禮佛,既不策畫浚河、出任河官,更不出任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則在抗戰勝利之後,政府縱可依據普通刑法治以內亂外患之罪,但所判當不如援引《懲治漢奸條例》處理之重。據說殷一生為人,最會觀察火色,抗戰前見日人勢盛,必欲圖我華北,乃率先割據冀東,心中期待在未來華北親日政權取得領導地位,以遂其平生割土為王大發橫財之夢想,此種企圖,雖屬狂妄悖理至極,但在當時猶有實行之可能。至太平洋戰爭發生,在職群奸已知日寇必敗,紛紛謀與國府通款效命之際,殷某卻靜極思動,積極出山謀取偽官,實屬愚不可及,大違其平生投機取巧秉性,若問其何以致此,恐只能以權位財帛迷其心竅可做解說。

奇怪的是,被法官斥為群奸之首、萬惡不赦的殷某,從外表看來,卻又是那樣英俊溫文。記得在其受審之際,不論庭上怎樣申斥,他都是沉靜守禮以應,而且一口一個庭上明鑒,迄無驚惶憂戚之色。

有次,庭上在問案之際,曾經提到殷的「老牌漢奸」諢名,殷聞言之初,雖不覺皺眉苦笑,但亦無慍惱之色,並旋即整容大談其「曲線愛國」之道,指出當年之所以搞冀東自治,僅為適應環境需要,暫圖緩衝日寇之毒手,以謀華北數省之安全,總之此種曲線愛國舉動,實因當時我國軍備未及,無力與日方對抗,遂不得不犧牲個人聲譽,表面上暫行脫離中央,虛與日人委蛇,否則,中日戰.早已發生,而抗戰又何能支持如此之久云云。這樣說,他倒該被人譽為「老牌曲線愛國志士」,而不宜辱以「老牌漢奸」之名了。

不過,他雖在庭上以「曲線愛國」自解,但私下卻自知大錯已鑄,難逃一死,因此不論在老虎橋繫獄之中,或朝天宮(高院)受審之際,都能心氣平和,一無憤激之態,即令在判決確定,執行死刑之前,他依然非常沉著,只在檢察官問他有無遺言之時,幽幽說了一句:「我很奇怪,當初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人,為什麼竟是今天要槍斃我的同一人?」說到這裡,檢察官立即改口要他書寫遺書,這樣,他才執筆先給家屬寫了一封,然後再給同囚室的潘毓桂和章乃綸留下「我先去了,請多多保重」的寥寥數語。

辯護無用最後訣別

不僅殷某自知賣國求榮難逃一死,即令他的日本籍太太井上慧民也有著相同看法。井上出身大阪鄉間一個開小雜貨店的家庭,與殷結婚之後,卻一反勤儉本性,一下便學會了中國舊式官太太作風,游惰、狂賭,而且愛錢如命需索無厭。

不過,她雖不學少知,對殷的叛國行徑卻不以為然。據在北平與殷家比鄰而居的嚴家理先生回憶,一次,他便曾聽她說過:「殷樣(日語的先生)這樣搞,不僅中國人瞧他不起,連日本人也瞧不起他。」及抗戰勝利,殷某自平押往南京老虎橋監獄囚禁待審,井上南下探監之時,也對曾隨殷某叛國但隨即反正立功的霍實先生言道:「這是我夫婦最後的訣別了。殷樣的行為依哪一國的法律都會判以死刑的,律師辯護和上訴聲請都不會發生什麼作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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