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順利連任的關鍵之一,就是他過去四年成功的推動了兩岸和平與發展政策。兩岸關係由對抗走向和解,雙方重回「九二共識」,讓兩岸經濟與文化交流進入全面正常化與制度化階段,並順勢減緩對岸的外交圍堵壓力,明顯改善了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創造了所謂的「和平紅利」。

馬英九在尋求連任過程也遭遇蔡英文的強烈挑戰,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他的執政團隊於過去四年缺乏核心價值觀作為指導思想,也無法形成因應台灣經濟結構調整挑戰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整體思路。對於產業、稅制、社福、教育、住宅、勞工、能源與環境、貿易自由化等議題的處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經常被民粹政治所綁架。有些政策甚至是相互矛盾,顧此失彼。

例如,馬政府倡導永續發展與發展綠色能源,但卻不敢合理調整水費與電費與開徵能源稅。又例如,在馬政府第一任內曾將遺贈稅一舉調降為百分之十,此舉嚴重破壞世代間的社會公平。為了亡羊補牢,馬政府乃透過開徵奢侈稅、興建社會住宅,與推行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等局部措施,來緩解居住正義的流失。

馬英九第二任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兩岸與外交領域,而在如何引領台灣有效回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挑戰;如何在加速經濟開放的過程中,讓經濟自由化的效益雨露均霑、有效縮短南北發展差距,以及逐步扭轉中產階級萎縮與貧富兩極化的趨勢,重振台灣社會長久以來最珍惜的「均富」理念。

現在世界各國政治菁英都意識到,過去三十年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在經濟全球化力量的推波助瀾下,低稅與小政府的政策思維只會加速貧富差距的擴大;在成長動力減弱與人口結構日漸失衡的趨勢下,高福利政策卻只會加速國家財政危機。在兩難的情況下,政治人物必須有新的經濟政策指導思想,才能突破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帶來的困境。

如何讓自由與均富相輔相成,必須以追求「初次分配」(也就是稅後的薪資所得與資產收益)的趨近平均為主要手段,以合理的「二次分配」(也就是社會福利以及其他各類所得重分配措施)為輔助手段。要能引導「初次分配」趨近平均,就必須要讓年輕世代在立足點上盡可能接近平等,讓絕大多數的民眾都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以及分享經濟自由化果實的公平機會。

馬政府在第二任不但要維持台灣經濟發展的活力,更要設法讓經濟成長與薪資成長形成良性循環,讓產業結構調整與縮短區域差距形成緊密關係,並且要避免讓資產增值與收益所得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主要機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有完整與一貫的政策思路,舉凡稅制改革方案、教育資源配置政策、資訊與交通基礎建設、科技研發的策略性投入,貿易自由化談判策略與步驟,吸引外資政策、產業獎勵政策,能源與環保政策,乃至於如何擴大與鞏固大陸政策的「和平紅利」,都必須環繞這個目標來規畫。

尤其是台灣的服務業不能普遍停留在低知識含量以及高度保護的狀態,必須要大幅提升服務業的研發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配合國際金融、文創產業、數位內容加值產業,以及觀光產業的成長,讓服務業成為創造中高所得工作的經濟骨幹。

我們也要重新界定企業與大學的核心價值,企業對台灣社會的價值不在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利益,而在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的高附加價值生產活動以及創造更多的中高所得工作機會。大學的目標不是追求世界排名與國際期刊發表數量,而是為台灣社會培育未來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以及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能力。推行十二年國教與重振職業教育體系必須雙管齊下,不然只會加劇目前大學文憑氾濫,人力資源嚴重錯誤配置的危機,製造更多學非所用的失落下一代。

最近在南韓,連一向擁抱經濟自由主義的「大國家黨」,也在上個月底全面修改黨綱,將福利、就業和經濟民主化列為核心主張,並將「國民幸福」放在執政目標的首位。在野的「民主黨」也成立了「經濟民主化特別委員會」,擬定打破財閥壟斷的不正常經濟結構。這次總統大選,民進黨也是高舉社會分配正義的旗幟,看來國民黨也必須重新擦亮自己的「自由、民主與均富」老招牌。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差距 #挑戰 #大學 #均富 #台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