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近日製作了〈未竟的革命〉稅改專題,適切的提到了財稅改革的必要性。而新任財政部長劉憶如,一上任就籌組「財政健全小組」,藉以延續六○年代以降各內閣階段一系列賦改會、稅革會等機制的未竟之功。其實不論是賦改、稅改或財政健全,背後都隱示著國家財政的不盡善不盡美問題。

財政,是一個國家公共資源的徵集、配置與利用;好的國家財政機制,須能同時作好事前的經濟社會促進及事後的國民財富再分配。如果今天台灣真正想要作好國家財政革新,就必須超脫財政部門程序、作業層次思維,而從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成長發展的大願景觀點著眼,來談財政改革,才真正達得到檢視國政良否的目的。

如果從比較宏觀的角度,看台灣的財政體質與績效,應是屬於名列世界前茅的財政穩健國家:國民租稅負擔率偏低,財政債務偏低,經濟社會成長良好。

在多數國際經濟幸福指標占居前列地位的稅負率,台灣一向也都處在良善指數二○%以下水準,二○一一年不過十二.八%,相對於絕大多數先進經濟體(星港除外)之皆在二六%到四二%者,的確是偏低的。國家公共債務比例,亦是偏低的,全球平均值是九五%,但台灣自設的法定上限就是四○%,而歷年實際值更鮮少超過三五%。這種國家財政策略,與廿世紀以來,債務人優勢論取代了債權人優勢論,以致外債是國家安全保障的全球大環境趨勢,尤其是完全相悖的。

目前台灣所應進行的財政革新,「財政紀律的講求」最應優先於稅項與稅收增加的計算。影響財政效率的機構障礙與人謀錯失問題,一直是過去二十年來國際透明組織所詬病,也是國家競爭力評比指標「政府管理落後」的癥結。而在財政配置利用上,過度花費在政府消費職能(包括福利支出)上,而太少花費在國家生產職能(部會)上。參照國際間財政正常穩健國家,對於前者之支出比例,鮮有超過四分之一之上限者,但目前的台灣,竟然高達四六%以上,已成為世界上大有「希臘化」嚴重傾向的國家。而相對於那些績效表現尚好的逾限國家,係以經社部門(產業)或機構組織(企業)作為主要花費之對象,但在台灣卻完全祇有針對個別家戶及個人的移轉性支出,尤易致釀「過度福利症」的國家病。

今天社會最所關注的資本利得稅(富人稅)之改革,最須注意的是,國家稅捐徵集的「資料稅」本質(惟其有資料者才課得到稅,所以薪資所得者無所遁逃)以及稅率水準訂定的可接受度問題。一般資本利得(富人主所得),在三方面:一是證券(股票、債券、票券等)交易,二是不動產交易,三是珍寶古物稀貴品買賣持有。前者,台灣祇有交易稅,卻沒有所得稅;後二者,在台灣因為沒有資料,所以連交易稅也難以徵取。

其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參仿多數英聯邦國家的實務,成立「交易所」機制:讓不動產與珍寶古董稀貴品都像證券交易一樣,集中於都會區域的不動產交易所,或全國公開拍賣所,進行公開交易及移轉權屬登記。則即使祇能徵取到交易稅,亦因為公分母的厚實加大,一樣可以有效倍增國家稅收。

資本利得稅(富人稅)的稅率,則必須低於其匿報逃漏成本,乃具可行性;遺贈稅率降減為原本的五分之一,淨稅收反而百倍增加的經驗,應該是最好的借鏡。

最後建議財政健全小組,能夠超越財收稅改的框限,而以國家財政革新的格局與眼界,尋索大開大闔的興革作為,核決國家公共資源的徵集、配置與利用,而不可止於斤斤計較如何拔到更多鵝毛而罷了。

(作者為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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