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這套日星鑄字行楷體傳統、美觀與扎實為特色的基礎上,發現漢字的造形特色外,更希望能夠像民國精刻本一樣,再造活版印刷的精品。

三十幾年前,大三上學期,主編四開大、雙周刊校報。印刷廠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中山分局旁邊的巷弄,採用活字排版。彼時繁華市中心附近,有一家能夠為學生服務的活版印刷廠。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幸福!

活字排版一個蘿蔔一個坑,相對多餘的內容,比較沒有迴轉的空間。一般活字排版的師傅,面對我們這些初生之犢,既不了解活字排版的原理,又堅持己見,不願意刪除排不進去的內容,往往協調不成,將工作暫停下來。我親自上陣,當場立即處理,每次博得老師傅的稱讚,直說我不用去參加救國團舉辦的編輯研習營,甚至可以教導未入門的編輯,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回憶。

中國在乾隆39年(1774),開始大量採用聚珍版,亦即木活字排版印刷。比乾隆更早,一位名叫阿爾卡迪歐‧黃嘉略(在歐洲稱他為Arcadio Huang,本名黃日升)的中國人,旅居於法國。法王請法蘭西學院院士艾堤恩‧傅爾蒙向他學習中文部首的分類編排。黃嘉略於1716年突然去世,傅爾蒙只刻出214個部首的字。彼時的攝政王,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將這些活字,命名為「攝政王的黃楊木活字」。傅爾蒙率領六位鐫刻師,繼續雕刻活字,1742年出版文法辭典《中國官話》。後來拿破崙一世利用這些活字,完成中文、法文和拉丁文對照的辭典《漢字西譯》,於1813年付梓發行;從此奠定歐洲中文活字印刷的基礎。彼時鐫刻的活字,其中的八萬六千字,目前存放在法國國家印刷廠。

同時,17世紀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的耶穌會傳教士,其中法國籍的神父尼古拉‧金尼閣,在1619年首先嘗試以拉丁字母羅馬拼音標記中文字。1834年巴黎著名刻工勒格朗(I. Marcellin-Legrand),在漢學家紀庸‧坡堤耶(Guillaume Pauthier)的指導下,首創疊積漢字。發明將中文形聲字的偏旁,與原字分開,再加以拼接,如「碗」字,以「石」字排旁,與「宛」字結合。從事雕刻鋼模的工序,可以鑄造為活字。

此後勒格朗的疊積漢字,隨著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美國長老會的新教徒,於1844年傳到澳門「華英校書房」,隔年遷到寧波「華花聖經書房」,成為在中國印刷聖經使用的字體。後來遷移到上海,一方面鐫刻鑄造宋體活字,一方面成立「美華書館」,展開活字印刷事業,以及出版傳教的聖經和辭典等書籍。明治2年(1869),威廉‧姜別利(William Gamble)被聘到長崎,從上海攜帶美華書館的活版印刷機、整套活字字體,將活版印刷術傳到日本。

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前,已聽說台灣僅存的日星鑄字行。結果第一天上午,在行人出版社的攤位,買到台灣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的《昔字‧惜字‧習字》,就像它的副標題:復刻文字的溫度,剎那間使我回到活版印刷廠拼版的感覺。不論日星鑄字行保留的這套初號楷體銅模,是否源自台灣活版印刷界公認最正統的上海風行鑄字社的楷體,而上海風行鑄字社的字體,又是否和美華書館的活字有關。除了在這套日星鑄字行楷體傳統、美觀與扎實為特色的基礎上,發現漢字的造形特色外,更希望像民國初年在西方印刷術的影響下,造成雕版印刷術滅亡後,我們能夠像民國精刻本一樣,再造活版印刷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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